在杜甫中年因其詩風沉郁頓挫，憂國憂民，杜甫的詩被稱為“詩史”。他的詩詞以古體、律詩見長，風格多樣，以“沉郁頓挫”四字準確概括出他自己的作品風格，而以沉郁為主。杜甫生活在唐朝由盛轉衰的歷史時期，其詩多涉筆社會動蕩、政治黑暗、人民疾苦，他的詩反映當時社會矛盾和人民疾苦，他的詩記錄了唐代由盛轉衰的歷史巨變，表達了崇高的儒家仁愛精神和強烈的憂患意識，因而被譽為“詩史”。杜甫憂國憂民，人格高尚，詩藝精湛。杜甫一生寫詩一千五百多首，其中很多是傳頌千古的名篇，比如“三吏”和“三別”，并有《杜工部集》傳世;其中“三吏”為《石壕吏》、《新安吏》和《潼關吏》，“三別”為《新婚別》、《無家別》和《垂老別》。杜甫流傳下來的詩篇是唐詩里最多最廣泛的，是唐代最杰出的詩人之一，對后世影響深遠。杜甫作品被稱為世上瘡痍，詩中圣哲;民間疾苦，筆底波瀾。是現實主義詩歌的代表作。

　　杜甫生在“奉儒守官”并有文學傳統的家庭中，是著名詩人杜審言之孫。7歲學詩，15歲揚名，一生不得志，只做過一些左拾遺等小官，雖然被后世稱為“詩圣”，詩歌被稱為“詩史”，可在唐朝當時并沒有得到人們的重視。

　　有一首《戲為六絕句(其二)》就是寫“初唐四杰”的：“王楊盧駱當時體，輕薄為文哂未休;爾曹身與名俱滅，不廢江河萬古流。”其中不乏也有詩人的自比，杜甫的經歷和詩歌創作主要可以分為四個時期：

　　讀書和漫游時期

　　(三十歲以前)

　　所謂“放蕩齊趙間，裘馬頗清狂”。

　　開元十九年(時二十歲)開始漫游吳越，5年之后歸洛陽應舉，不第，之后杜甫再漫游齊趙。之后在洛陽遇李白，兩人相見恨晚，結下了深厚友誼，繼而又遇高適，三人同游梁、宋(今開封、商丘)，后來李杜又到齊州，分手后又遇于東魯，再次分別，這便是“詩仙”與“詩圣”的最后一次相見。此期間的代表作有《望岳》、《房兵曹胡馬詩》、《贈李白》等。

　　困居長安時期

　　(三十至四十四歲)

　　這一時期，杜甫先在長安應試，落第。當朝宰相李林甫為了達到權傾朝野的目的，竟然向唐玄宗說無人中舉。后來向皇帝獻賦，向貴人投贈，過著“朝扣富兒門，暮隨肥馬塵，殘杯與冷炙，到處潛悲辛”的生活，最后才得到右衛率府胄曹參軍(主要是看守兵甲仗器，庫府鎖匙的小官)的職位。這期間他寫了《兵車行》、《麗人行》等批評時政、諷刺權貴的詩篇。而《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尤為著名，標志著他經歷十年長安困苦生活后對朝廷政治、社會現實的認識達到了新的高度。玄宗在751年正月8到10日接連舉行了三個盛典。杜甫借此機會寫成了三篇《大禮賦》，玄宗使待制集賢院，但并未得重用。

　　為官時期

　　(四十四至四十八歲)

　　安史之亂爆發，潼關失守，杜甫把家安置在鄜州，獨自去投肅宗，中途為安史叛軍俘獲，押到長安。他面對混亂的長安，聽到官軍一再敗退的消息，寫成《月夜》、《春望》、《哀江頭》等詩。后來他潛逃到鳳翔行在，做左拾遺。由于忠言直諫，上書為宰相房琯事被貶華州司功參軍(房琯善慷慨陳詞，為典型的知識分子，但不切實際，與叛軍戰，采用春秋陣法，結果大敗，肅宗問罪。杜甫始為左拾遺，上書言房琯無罪，肅宗怒，欲問罪，幸得脫)。其后，他用詩的形式把他的見聞真實地記錄下來，成為他不朽的作品，即“三吏”、“三別”。

　　西南漂泊時期

　　(四十八至五十八歲)

　　隨著九節度官軍在相州大敗和關輔饑荒，杜甫棄官，攜家人隨人民逃難，經秦州、同谷等地，到了成都，過了一段比較安定的生活。嚴武入朝，蜀中軍閥作亂，他漂流到梓州、閬州。后嚴武為劍南節度使攝成都，杜甫投往嚴武處，嚴武死，他再度飄泊，在夔州住兩年，繼又漂泊到湖北、湖南一帶，病死在衡州湘江上。這時期，其作品有《春夜喜雨》、《茅屋為秋風所破歌》、《蜀相》、《聞官軍收河南河北》、《登高》、《登岳陽樓》等大量名作。其中最為著名的詩句為：“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 而《登高》中的：“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更是千古絕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