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向女人猛然提出一個問句，她的第一個回答大約是正史，第二個就是小說了。

女人往往和丈夫苦苦辯論，務必駁倒他，然而向第三者她又引用他的話，當做至理名言。可憐的丈夫……

女人與女人交朋友，不像男人與男人那么快。她們有較多的瞞人的事。

女人們真是幸運——外科醫生無法解剖她們的良心。

女人品評男子，僅僅以他對她的待遇為依歸，女人會說：“我不相信那人是兇手——他從來也沒有謀殺過我!”

男人做錯事，但是女人遠兜遠轉地計劃怎樣做錯事。

女人不大想到未來——同時也努力忘記她們的過去——所以天曉得她們到底有什么可想的!

女人開始經濟節約的時候，多少“必要”的花費她可以省掉，委實可驚!

如果一個女人告訴了你一個秘密，千萬別轉告另一個女人——一定有別的女人告訴過她了。

無論什么事，你打算替一個女人做的，她認為理所當然。無論什么事你替她做的，她并不表示感謝。無論什么小事你志了做，她咒罵你。……家庭不是慈善機關。

多數的女人說話之前從來不想一想。男人想一想——就不說了!

若是她看書從來不看第二遍，因為她“知道里面的情節”了，這樣的女人決不會成為一個好妻子。如果她只圖新鮮，全然不顧及風格與韻致，那么過了些時，她摸清楚了丈夫的個性，他的弱點與怪僻處，她就嫌他沉悶無味，不復愛他了。

你的女人建造空中樓閣——如果它們不存在，那全得怪你!

叫一個女人說“我錯了”，比男人說全套的繞口令還要難些。

你疑心你的妻子，她就欺騙你。你不疑心你的妻子，她就疑心你。

凡是說“女人怎樣怎樣”的話，多半是俏皮話。單圖俏皮，意義的正確上不免要打個折扣，因為各人有各人的脾氣，如何能夠一概而論?但是比較上女人是可以一概而論的，因為天下人風俗習慣職業環境各不相同，而女人大半總是在戶內持家看孩子，傳統的生活典型既然只有一種，個人的習性雖不同也有限。因此，籠統地說“女人怎樣怎樣”，比說“男人怎樣怎樣”要有把握些。

記得我們學校里有過一個非正式的辯論會，一經涉及男亥問題，大家全都忘了原先的題目是什么，單單集中在這一點上，七嘴八舌，嬉笑怒罵，空氣異常熱烈。有一位女士以老新黨的口吻佩佩談到男子如何不公平，如何欺凌女子——這柔脆的，感情豐富的動物，利用她的情感來拘禁她，逼迫她作玩物，在生存競爭上女子之所以占下風全是因為機會不均等……在男女的論戰中，女人永遠是來這么一套。當時我忍不住要駁她，倒不是因為我專門喜歡做偏鋒文章，實在是聽厭了這一切。一九三0年間女學生們人手一冊的《玲瓏》雜志就是一面傳授影星美容秘訣一面教導“美”了“容”的女子怎樣嚴密防范男子的進攻，因為男子都是“心存不良”的，談戀愛固然危險，便結婚也危險，因為結婚是戀愛的墳墓……

女人這些話我們耳熟能詳，男人的話我們也聽得太多了，無非罵女子十惡不赦，罄

竹難書，惟為民族生存計，不能趕盡殺絕。

兩方面各執一詞，表面上看來未嘗不是公有公理，婆有婆理。女人的確是小性兒，矯情，作偽，眼光如豆，狐媚子，(正經女人雖然痛恨蕩婦，其實若有機會扮個妖婦的角色的話，沒有一個不躍躍欲試的。)聰明的女人對于這些批評并不加辯護，可是返本歸原，歸罪于男子。在上古時代，女人因為體力不濟，屈服在男子的拳頭下，幾千年來始終受支配，因為適應環境，養成了所謂妄婦之道。女子的劣根性是男子一手造成的，男子還抱怨些什么呢?

女人的缺點全是環境所致，然則近代和男子一般受了高等教育的女人何以常常使人失望，像她的祖母一樣地多心，鬧別扭呢?當然，幾千年的積習，不是一朝一夕可以改掉的，只消假以時日……

可是把一切都怪在男子身上，也不是徹底的答復，似乎有不負責任的嫌疑。“不負責”也是男子久慣加在女人身上的一個形容詞。《貓》的作者說。

有一位名高望重的教授曾經告訴我一打的理由，為什么我不應當把女人看得太嚴重。這一直使我煩惱著，因為她們總把自己看得很嚴重，最恨人家把她們當做甜蜜的，不負責任的小東西。假如像這位教授說的，不應當把她們看得太嚴重，而她們自己又不抄心做“甜蜜的，不負責任的小東西”，那到底該怎樣呢?

她們要人家把她們看得很嚴重，但是她們做下點嚴重的錯事的時候，她們又希望你說“她不過是個不負責任的小東西。”

女人當初之所以被征服，成為父系宗法社會的奴隸。是因為體力比不上男子。但是男子的體力也比不上豺狼虎豹，何以在物竟天擇的過程中不曾為禽獸所屈服呢?可見得單怪別人是不行的。

名小說家愛爾德斯?赫胥黎①在《針鋒相對》一書中說：“是何等樣人，就會遇見何等樣事。”《針鋒相對》里面寫一個年輕妻子瑪格麗，她是一個討打的，天生的可憐人。她丈夫本是一個相當馴良的丈夫，然而到底不得不辜負了她，和一個交際花發生了關系。瑪格麗終于成為呼天搶地的傷心人了。

①愛爾德斯?郝胃黎，通譯奧爾德斯?赫胥黎(AldousHuxley，1894-1963)，英國作家，晚年入籍美國。

誠然，社會的進展是大得不可思議的，非個人所能控制，身當其沖者根本不知其所以然。但是追溯到某一階段，總免不了有些主動的成分在內。像目前世界大局，人類逐步進化到競爭劇烈的機械化商業文明，造成了非打不可的局面，雖然奔走呼號鬧著“不要打，打不得”，也還是惶惑地一個個被牽進去了。的確是沒有法子，但也不能說是不怪人類自己。

有人說，男子統治世界，成績很糟，不如讓位給女人，準可以一新耳目。這話乍聽很像是病急亂投醫。如果是君主政治，武則天是個英主，庸太宗也是個英主，碰上個把好皇帝，不拘男女，一樣天下太平。君主政治的毛病就在好皇帝太難得。若是民主政治呢，大多數的女人的自治能力水準較男子更低。而且國際間鬧是非，本來就有點像老媽子吵架，再換了貨真價實的女人，更是不堪設想。

叫女人來治國平天下，雖然是“做戲無法，請個菩薩”，這荒唐的建議卻也有它的科學上的根據。曾經有人預言，這一次世界大戰如果摧毀我們的文明到不能恢復原狀的地步，下一期的新生的文化將要著落在黑種人身上，因為黃白種人在過去已經各有建樹，唯有黑種人天真未鑿，精力未耗，未來的大時代里恐怕要輪到他們來做主角。說這樣話的，并非故作驚人之論。高度的文明，高度的訓練與壓抑，的確足以所傷元氣。女人常常被斥為野蠻，原始性。人類馴服了飛禽走獸，獨獨不能徹底馴服女人。幾千年來女人始終處于教化之外，焉知她們不在那里培養元氣，徐圖大舉?

女權社會有一樣好處——女人比男人較富于擇偶的常識，這一點雖然不是什么高深的學問，卻與人類前途的休戚大大有關。男子挑選妻房，純粹以貌取人。面貌體格在優生學上也是不可不講究的。女人擇夫，何嘗不留心到相貌，只是不似男子那么偏頗，同時也注意到智慧健康談吐風度自給的力量等項，相貌倒列在次要。有人說今社會的癥結全在男子之不會挑揀老婆，以至于兒女沒有家教，子孫每況愈下。那是過甚其詞，可是這一點我們得承認，非得要所有的婚姻全由女子主動，我們才有希望產生一種超人的民族。

“超人”這名詞，自經尼采提出，常常有人引用，在尼采之前，古代寓言中也可以發現同類的理想。說也奇怪，我們想象中的超人永遠是個男人。為什么呢?大約是因為超人的文明是較我們的文明更進一步的造就，而我們的文明是男子的文明。還有一層：超人是純粹理想的結晶，而“超等女人”則不難于實際中求得。在任何文化階段中，女人還是女人。男子偏于某一方面的發展，而女人是最普遍的，基本的，代表四季循環，土地，生老病死，飲食繁殖。女人把人類飛越太空的靈智拴在踏實的根樁上。

即在此時此地我們也可以找到完美的女人。完美的男人就稀有，因為我們根本不知道怎樣的男子可以算做完美。功利主義者有他們的理想，老莊的信徒有他們的理想，國社黨員也有他們的理想。似乎他們各有各的不足處——那是我們對于“完美的男子”期望過深的緣故。

女人的活動范圍有限，所以完美的女人比完美的男人更完美。同時，一個壞女人往往比一個壞男人壞得更徹底。事實是如此。有些生意人完全不顧商業道德而私生活無懈可擊。反之，對女人沒良心的人盡有在他方面認真盡職的。而一個惡毒的女人就惡得無孔不入......

關于張愛玲的散文精選篇3：談音樂

我不大喜歡音樂。不知為什么，顏色與氣味常常使我快樂，而一切的音樂都是悲哀的。即使是所謂“輕性音樂”，那跳躍也像是浮面上的，有點假。譬如說顏色：夏天房里下著簾子，龍須草席上堆著一疊舊睡衣，折得很齊整，翠藍夏布杉，青綢褲，那翠藍與青在一起有一種森森細細的美，并不一定使人發生什么聯想，只是在房間的薄暗里挖空了一塊，悄沒聲地留出這塊地方來給喜悅。我坐在一邊，無心中看到了，也高興了好一會。

還有一次，浴室里的燈新加了防空罩，青黑的燈光照在浴缸面盆上，一切都冷冷地，白里發青發黑，鍍上一層新的潤滑，而且變得簡單了，從門外望進去，完全像一張現代派的圖畫，有一種新的立體。我覺得是絕對不能夠走進去的，然而真的走進去了。仿佛做到了不可能的事，高興而又害怕，觸了電似地微微發麻，馬上就得出來。

總之，顏色這樣東西，只有沒顏落色的時候是凄慘的;但凡讓人注意到，總是可喜的，使這世界顯得更真實。

氣味也是這樣的。別人不喜歡的有許多氣味我都喜歡，霧的輕微的霉氣，雨打濕的灰塵，蔥蒜，廉價的香水。像汽油，有人聞見了要頭昏，我卻特意要坐在汽車夫旁邊，或是走到汽車后面，等它開動的時候，“布布布”放氣。每年用汽油擦洗衣服，滿房都是那清剛明亮的氣息;我母親從來不要我幫忙，因為我故意把手腳放慢了，盡著汽油大量蒸發。

牛奶燒煙了，火柴燒黑了，那焦香我聞見了就覺得餓。油漆的氣味，因為嶄嶄新，所以是積極奮發的，仿佛在新房子里過新年，清冷、干凈，興旺。火腿咸肉花生油擱得日子久，變了昧，有一種“油哈”氣，那個我也喜歡，使油更油得厲害，爛熟，豐盈，如同古時候的“米爛陳倉”。香港打仗的時候我們吃的菜都是椰子油燒的，有強烈的肥皂味，起初吃不慣要嘔，后來發現肥皂也有一種寒香。戰爭期間沒有牙膏，用洗衣服的粗肥皂擦牙齒我也不介意。

氣味總是暫時，偶爾的;長久嗅著，即使可能，也受不了。所以氣味到底是小趣昧。而顏色，有了個顏色就有在那里了，使人安心。顏色和氣味的愉快性也許和這有關系。不像音樂，音樂永遠是離開了它自己到別處去的，到哪里，似乎誰都不能確定，而且才到就已經過去了，跟著又是尋尋覓覓，冷冷清清。

我最怕的是凡啞林，水一般地流著，將人生緊緊把握貼戀著的一切東西都流了去了。胡琴就好得多，雖然也蒼涼，到臨了總像是北方人的“話又說回來了”，遠兜遠轉，依然回到人間。

凡啞林上拉出的永遠是“絕調”，回腸九轉，太顯明地賺人眼淚，是樂器中的悲旦。我認為戲里只能有正旦貼旦小旦之分而不應當有“悲旦”、“風騷潑旦”、“言論老生”(民國初年的文明戲里有專門發表政治性演說的“言論老生”)。

凡啞林與鋼琴合奏，或是三四人的小樂隊，以鋼琴與凡啞林為主，我也討厭，零零落落，歷碌不安，很難打成一片，結果就像中國人合作的畫，畫一個美人，由另一個人補上花卉，又一個人補上背景的亭臺樓閣，往往沒有情調可言。

大規模的交響樂自然又不同，那是浩浩蕩蕩五四運動一般地沖了來，把每一個人的聲音都變了它的聲音，前后左右呼嘯嘁嚎的都是自己的聲音，人一開口就震驚于自己的聲音的深宏遠大;又像在初睡醒的時候聽見人向你說話，不大知道是自己說的還是人家說的，感到模糊的恐怖。

然而交響樂，因為編起來太復雜，作曲者必須經過艱苦的訓練，以后往往就沉溺于訓練之中，不能自拔。所以交響樂常有這個毛病：格律的成份過多。為什么隔一陣子就要來這么一套?樂隊突然緊張起來，埋頭咬牙，進人決戰最后階段，一鼓作氣，再鼓三鼓，立志要把全場聽眾掃數肅清鏟除消滅，而觀眾只是默默抵抗著，都是上等人，有高級的音樂修養，在無數的音樂會里坐過的;根據以往的經驗，他們知道這音樂是會完的。

我是中國人，喜歡喧嘩吵鬧，中國的鑼鼓是不問情由，劈頭劈腦打下來的，再吵些我也能夠忍受，但是交響樂的攻勢是慢慢來的，需要不少的時間把大喇叭小喇叭鋼琴凡啞林一一安排布置，四下里埋伏起來，此起彼應，這樣有計劃的陰謀我害怕。

我第一次和音樂接觸，是八九歲的時候，母親和姑姑剛回中國來，站始每天練習鋼琴，伸出很小的手，手腕緊匝著絨線衫的窄袖子，大紅絨線里絞著細銀絲。琴上的玻璃瓶里常常有花開著。琴彈出來的，另有一個世界，可是并不是另一個世界，不過是墻上桂著一面大鏡子，使這房間看上去更大一點，然而還是同樣的斯文雅致的，裝著熱水汀的一個房間。

有時候我母親也立在姑姑背后，手按在她肩上，“啦啦啦啦”吊嗓子。我母親學唱，純粹因為肺弱，醫生告訴她唱歌于肺有益。無論什么調子，由她唱出來都有點像吟詩(她常常用拖長了的湖南腔背誦唐詩)，而且她的發音一來就比鋼琴低半個音階，但是她總是抱歉地笑起來，有許多嬌媚的解釋。她的衣服是秋天的落時的淡赭，肩上垂著淡赭的花球，永遠有飄墮的姿勢。

我總站在旁邊聽，其實我喜歡的并不是鋼琴而是那種空氣。我非常感動地說：“真羨慕呀!我要彈得這么好就好了!”于是大人們以為我是罕有的懂得音樂的小孩，不能埋沒了我的天才，立即送我去學琴。母親說：“既然是一生一世的事，第一要知道怎樣愛惜你的琴。”琴鍵一個個雪白，沒洗過手不能碰。每天用一塊鸚哥綠絨布親自揩去上面的灰塵。

我被帶到音樂會里，預先我母親再三告誡：“絕對不可以出聲說話，不要讓人家罵中國人不守秩序。”果然我始終沉默著，坐在位于上動也不動，也沒有睡著。休息十分鐘的時候，母親和始妨竊竊議論一個紅頭發的女人：“紅頭發真是使人為難的事呀!穿衣服很受限制了，一切的紅色黃色都犯了沖，只有綠。紅頭發穿綠，那的確……”在那燈光黃暗的廣廳里，我找來找去看不見那紅頭發的女人，后來在汽車上一路想著，頭發難道真有大紅的么?很為困惑。

以后我從來沒有自動地去聽過音樂會，就連在夏夜的公園里，遠遠坐著不買票，享受露天音樂廳的交響樂，我都不肯。

教我琴的先生是俄國女人，寬大的面頰上生著茸茸的金汗毛，時常夸獎我，容易激動的藍色大眼睛里充滿了眼淚，抱著我的頭吻我。我客氣地微笑著，記著她吻在什么地方，隔了一會才用手綢子去擦擦。到她家去總是我那老女傭領著我，我還不會說英文，不知怎樣地和她話說得很多，連老女傭也常常參加談話。有一個星期尾她到高橋游泳了回來，驕傲快樂地把衣領解開給我們看，粉紅的背上曬塌了皮，雖然已經隔了一天，還有興興轟轟的汗味太陽味。客室的墻壁上掛滿了暗沉沉的棕色舊地毯，安著綠漆紗門，每次出進都是她丈夫極有禮貌地替我們開門，我很矜持地，從來不向他看，因此幾年來始終不知道他長得是什么樣子，似乎是不見天日的陰白的臉，他太大教琴養家，他不做什么事。

后來我進了學校，學校里的琴先生時常生氣，把琴譜往地下一摜，一掌打在手背上，把我的手橫掃到鋼琴蓋上去，砸得骨節震痛。越打我越偷懶，對于鋼琴完全失去了興趣，應當練琴的時候坐在琴背后的地板上看小說。琴先生結婚之后脾氣好了許多。她搽的粉不是浮在臉上——離著臉總有一寸遠。松松地包著一層白粉，她竟向我笑了，說：“早!”但是我還是害怕，每次上課之前立在琴間門口等著鈴響，總是渾身發抖，想到浴室里去一趟。

因為已經下了幾年的工夫，仿佛投資開店，拿不出來了，棄之可惜，所以一直學了下去，然而后來到底不得不停止了。可是一方面繼續在學校里住讀，常常要走過那座音樂館，許多小房間，許多人叮叮略略彈琴，紛紛的琴宇有搖落、寥落的感覺，仿佛是黎明，下著雨，天永遠亮不起來了，空空的雨點打在洋鐵棚上，空得人心里難受。彈琴的偶爾踩動下面的踏板，琴宇連在一起和成一片，也不過是大風把雨吹成了煙，風過處，又是滴滴嗒塔稀稀朗朗的了。

彈著琴，又像在幾十層樓的大廈里，急急走上仆人苦力推銷員所用的后樓梯，灰色水泥樓梯，黑鐵欄桿，兩旁夾著灰色水泥墻壁，轉角處堆著紅洋鐵桶與冬天的沒有氣味的灰寒的垃圾。一路走上去，沒遇見一個人;在那陰風慘慘的高房子里，只是往上走。

后來離鋼琴的苦難漸漸遠了，也還聽了一些交響樂(大都是留聲機上的，因為比較短)，總嫌里面慷慨激昂的演說腔太重。倒是比較喜歡十八世紀的宮廷音樂，那些精致的Minuet，尖手尖腳怕碰壞了什么似的——的確那時候的歐洲人迷上了中國的瓷器，連房間家具都用瓷器來做，白地描金，非常細巧的椅子。我最喜歡的古典音樂家不是浪漫派的貝多漢或肖班，卻是較早的巴黑，巴黑的曲子并沒有宮樣的纖巧，沒有廟堂氣也沒有英雄氣，那里面的世界是笨重的，卻又得心應手;小木屋里，墻上的掛鐘滴塔搖擺;從木碗里喝羊奶;女人牽著裙子請安;綠草原上有思想著的牛羊與沒有思想的自云彩;沉甸甸的喜悅大聲敲動像金色的結婚的鐘。如同勃朗寧的詩里所說的：

上帝在他的天庭里，

世間一切都好了。

歌劇這樣東西是貴重的，也止于貴重。歌劇的故事大都很幼稚，譬如像妒忌這樣的原始的感情，在歌劇里也就是最簡單的妒忌，一方面卻用最復雜最文明的音樂把它放大一千倍來奢侈地表現著，因為不調和，更顯得吃力。“大”不一定是偉大。而且那樣的隆重的熱情，那樣的捶胸脯打手勢的英雄，也討厭。可是也有它偉大的時候——歌者的金嗓子在高壓的音樂下從容上升，各種各樣的樂器一個個揣揣懾優了;人在人生的風浪里突然站直了身子，原來他是很高很高的，眼色與歌聲便在星群里也放光。不看他站起來，不知道他平常是在地上爬的。

外國的通俗音樂，我最不喜歡半新舊的，例如“一百零一支最好的歌”，帶有十九世紀會客室的氣息，黯淡、溫雅，透不過氣來——大約因為那時候時行柬腰，而且大家都吃得太多，所以有一種飽悶的感覺。那里的悲哀不是悲哀而是慘沮不舒。《在黃昏》是一支情歌：

在黃昏，想起我的時候，不要記恨，親愛的……

聽口氣是端方的女子，多年前拒絕了男人，為了他的好，也為了她的好。以為什么事都沒有發生，她一個人住著，一個人老了。雖然到現在還是理直氣壯，同時卻又抱歉著。這原是溫柔可愛的，只是當中隔了多少年的慢慢的死與腐爛，使我們對于她那些過了時的邏輯起了反感。

蘇格蘭的民歌就沒有那些邏輯，例如《蘿門湖》，這支古老的歌前兩年曾經被美國流行樂隊拿去爵士化了，大紅過一陣：

你走高的路吧，

我定低的路……

我與我真心愛的永遠不會再相逢，

在蘿門湖美麗，美麗的湖邊。

可以想象多山多霧的蘇格蘭，遍山坡的heather(石楠屬植物)，長長地像蓬籬，談紫的小花浮在上面像一層紫色的霧。空氣清揚寒冷。那種干凈，只有我們的《詩經》里有。

一般的爵士樂，聽多了使人覺得昏昏沉沉，像是起來得太晚了，太陽黃黃的，也不知是什么時候，沒有氣力，也沒有胃口，沒頭投腦。那顯著的搖擺的節拍，像給人捶腿似的，卻是非常舒服的。我最喜歡的一支歌是《本埠新聞里的姑娘》，在中國不甚流行，大約因為立意新穎了一點，沒有通常的“六月”、“月亮”、“藍天”、“你”：——

因為我想她，想那

本埠新聞里的姑娘

想那粉紅紙張的

本埠新聞里的

年輕美麗的黑頭發女人。

完全是大城市的小市民。

南美洲的曲子，如火如荼，是爛漫的春天的吵嚷。夏威夷音樂很單調，永遠是吉他的琮爭。仿佛在夏末秋初，席子要收起來了，控在竹竿上曬著，花格子的臺灣席，黃草席，風卷起的邊緣上有一條金黃的日色。人坐在地下，把草帽合在臉上打瞌盹。不是一個人——靠在肩上的愛人的鼻息咻咻地像理發店的吹風。極單純的沉涵，如果不是非常非常愛著的話，恐怕要嫌煩，因為耗費時間的感覺太分明，使人發急。頭上是不知道倦怠的深藍的天，上下幾千年的風吹日照，而人生是不久長的，以此為永生的一切所激惱了。

中國的通俗音樂里，大鼓書我嫌它太像賭氣，名手一口氣貫串奇長的句子，臉不紅，筋不爆，聽眾就專門要看他的臉紅不紅，筋爆不爆。《大西廂》費了大氣力描寫鶯鶯的思春，總覺得是京油子的耍貧嘴。彈詞我只聽見過一次，一個瘦長臉的年輕人唱《描金風》，每隔兩句，句尾就加上極其肯定的“嗯，嗯，嗯，”每“嗯”一下，把頭搖一搖，像是咬著人的肉不放似的。對于有些聽眾這大約是軟性刺激。

比較還是申曲最為老實懇切。申曲里表現“急急忙忙向前奔”，有一種特殊的音樂，的確像是慌慌張張，腳不點地，耳際風生。最奇怪的是，表現死亡，也用類似的調子，氣氛卻不同了。唱的是：“三魂渺渺，三魂渺渺，七魄悠悠，七魄悠悠;閻王叫人三更死，并不留人，并不留人到五更!”成楞楞急雨樣的，平平的，重復又重復，倉皇，嘈雜，仿佛大事臨頭，旁邊的人都很緊張，自己反倒不知道心里有什么感覺——那樣的小戶人家的死，至死也還是有人間味的。

中國的流行歌曲，從前因為大家有“小妹妹”狂，歌星都把喉嚨逼得尖而扁，無線電擴音機里的《桃花江》聽上去只是“價啊價，嘰價價嘰家啊價……”外國人常常駭異地問中國女人的聲音怎么是這樣的。現在好多了。然而中國的流行歌到底還是沒有底子，仿佛是決定了新時代應當有新的歌，硬給湊了出來的。所以聽到一兩個悅耳的調子像《薔薇處處開》，我就忍不住要疑心是從西洋或日本妙了來的。有一天深夜，遠處飄來跳舞廳的音樂，女人尖細的喉嚨唱著：“薔薇薔薇處處開!”諾大的上海，沒有幾家人家點著燈，更顯得夜的空曠。我房間里倒還沒熄燈，一長排窗戶，拉上了暗藍的舊絲絨簾子，像文藝濫調里的“沉沉夜幕”。絲絨敗了色的邊緣被燈光噴上了灰撲撲的談金色，簾子在大風里蓬飄，街上急急駛過一輛奇異的車，不知是不是捉強盜，“嘩!嘩!”銳叫，像輪船的汽笛，凄長地，“嘩!嘩!……嘩!嘩!”大海就在窗外，海船上的別離，命運性的決裂，冷到人心里去。“嘩!嘩!”漸漸遠了。在這樣兇殘的，大而破的夜晚，給它到處開起薔薇花來，是不能想象的事，然而這女人還是細聲細氣很樂觀地說是開著的。即使不過是綢絹的薔薇，綴在帳頂、燈罩、帽檐、袖口、鞋尖、陽傘上，那幼小的圓滿也有它的可愛可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