鳥歌花舞太守醉，明日酒醒春已歸。

春云淡淡日輝輝，草惹行襟絮拂衣。

行到亭西逢太守，籃輿酩酊插花歸。

紅樹青山日欲斜，長郊草色綠無涯。

游人不管春將老，來往亭前踏落花。

《豐樂亭游春三首》是宋代詩人歐陽修創(chuàng)作的七言絕句組詩作品。第一首詩用擬人手法寫鳥語花香，用夸張手法說“酒醒春已歸”，感嘆春天的短暫。第二首詩前兩句形象地寫出了春天的美景，后兩句借太守插花醇歸形象的塑造，側(cè)重寫醉春之態(tài)。第三首詩寫暮春時節(jié)一望無際、郁郁蔥蔥的美景，表達了游人對此懷著喜愛和戀戀不舍的感情。這三首詩都是前兩句寫景，后兩句抒情，寫景鮮艷斑斕，抒情含意深厚，情致纏綿，余音裊裊。

歐陽修詩詞的鑒賞精選篇2

嗚呼!盛衰之理，雖曰天命，豈非人事哉!原莊宗之所以得天下，與其所以失之者，可以知之矣。

世言晉王之將終也，以三矢賜莊宗而告之曰：“梁，吾仇也;燕王，吾所立，契丹與吾約為兄弟，而皆背晉以歸梁。此三者，吾遺恨也。與爾三矢，爾其無忘乃父之志!”莊宗受而藏之于廟。其后用兵，則遣從事以一少牢告廟，請其矢，盛以錦囊，負而前驅(qū)，及凱旋而納之。

方其系燕父子以組，函梁君臣之首，入于太廟，還矢先王，而告以成功，其意氣之盛，可謂壯哉!及仇讎已滅，天下已定，一夫夜呼，亂者四應，倉皇東出，未及見賊而士卒離散，君臣相顧，不知所歸，至于誓天斷發(fā)，泣下沾襟，何其衰也!豈得之難而失之易歟?抑本其成敗之跡， 而皆自于人歟?《書》曰：“滿招損，謙受益。” 憂勞可以興國，逸豫可以亡身，自然之理也。

故方其盛也，舉天下豪杰，莫能與之爭;及其衰也，數(shù)十伶人困之，而身死國滅，為天下笑。夫禍患常積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豈獨伶人也哉!

北宋初期，薛居正編寫《五代史》(《舊五代史》)，認為王朝的更迭是由于天命所致，歐陽修對此不以為然。他自己動手撰寫成了七十四卷的《五代史記》(《新五代史》)，以史為鑒，以期引起宋朝統(tǒng)治者的警惕。《新五代史》問世后，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nèi)，薛史不再被世人重視。歐陽修發(fā)議論喜歡用“嗚呼”。《東皋雜志》的作者說：“神宗問荊公(王安石)‘曾看五代史否?’公對曰‘臣不曾仔細看，但見每篇首必曰嗚呼，則事事皆可嘆也。’余為公真不曾仔細看;若仔細看，必以嗚呼為是。”這正說明了歐陽修編寫這部史書的用意。

這篇序文與其說是寫伶官，不如說是寫莊宗。李存勖是一位英武果斷之人，打仗時勇謀兼?zhèn)洹Ｗ髡邔懰墒⑥D(zhuǎn)衰，教訓十分深刻，十分慘烈。作者先從王朝更迭的原因?qū)懫穑涔P有力，足警世人。這正是陸機在《文賦》中講的“立片言以居要”。應該說，歐陽修的歷史觀比薛居正深刻，他認識到了“人事”的重要性。然后，作者回顧歷史，概述了莊宗臨危受命的情景。這段描述，言簡意賅。隨后，作者用對比的手法描述了莊宗由盛轉(zhuǎn)衰的過程。這是文章的重點。“方其……可謂壯哉!”極言莊宗志得意滿，又為下文張本。“及仇讎已滅……何其衰也”，猶如從萬丈高空跌落下來，與先前形成強烈反差。這樣的對比給讀者的印象極為深刻。作者的目的并不在于描述景象，而是總結(jié)歷史教訓。開頭的“盛衰之理，雖曰天命，豈非人事哉!”雖然否定了天命之說，但還沒有建立起自己的觀點。當描述完莊宗由盛轉(zhuǎn)衰的過程后，作者開始總結(jié)歷史教訓了。他先引用古書上的話，意在告訴讀者，這個道理古人已經(jīng)知道，莊宗沒有記住前賢的話。然后作者道出自己的體會：“憂勞可以興國，逸豫可以亡身。”讀者至此，會很自然地想起另一位先哲的名言：“生于憂患，死于安樂。”看來，賢明之人都有些相同的見解。

從莊宗的盛衰史中，我們還可以得出這樣的認識：敵人往往是自己生存的必要條件。有敵人是壞事，但也是好事，因為他能使你警鐘長鳴。莊宗之所以“壯哉”，就是因為敵人存在，激勵他發(fā)憤努力，完成先王未竟的事業(yè)，告慰先王在天之靈。當敵人被消滅后，天下平定，莊宗就失去了警戒之心，認為可以高枕無憂了，從此便沉溺于聲色之中，在“逸豫”中葬送了自己，也葬送了國家。像莊宗這樣的人，他的敵人被消滅，也就預示著他自己開始走下坡路。

歐陽修在文章最后寫道：“夫禍患常積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莊宗不是一朝而蹈死地的，他也有一個量變到質(zhì)變的過程，他最后死在自己寵幸的伶人手里。這個現(xiàn)象啟示我們，打倒自己的，往往是自己身邊的一些人和事，或者就是自己。這些因素由小積大，由少積多，最后來個總爆發(fā)。這就啟示我們，要防微杜漸，發(fā)現(xiàn)不良的苗頭，立即改正，如此才能保證國家長治久安。歐陽修的這句話，其實是寫給北宋最高統(tǒng)治者看的。北宋王朝是一個積貧積弱的政權(quán)，正是因為不能自強，所以最后也落得個“身死國滅”。歷史就是這樣無情，也是這樣驚人地相似。

沈德潛評論本文：“抑揚頓挫，得《史記》神髓，《五代史》中，第一篇文字。”此言達哉!

歐陽修詩詞的鑒賞精選篇3

嗚呼!惟我皇考崇公，卜吉于瀧岡之六十年，其子修始克表于其阡。非敢緩也，蓋有待也。

修不幸，生四歲而孤。太夫人守節(jié)自誓;居窮，自力于衣食，以長以教俾至于成人。太夫人告之曰：汝父為吏廉，而好施與，喜賓客;其俸祿雖薄，常不使有余。曰：“毋以是為我累。”故其亡也，無一瓦之覆，一壟之植，以庇而為生;吾何恃而能自守邪?吾于汝父，知其一二，以有待于汝也。自吾為汝家婦，不及事吾姑;然知汝父之能養(yǎng)也。汝孤而幼，吾不能知汝之必有立;然知汝父之必將有后也。吾之始歸也，汝父免于母喪方逾年，歲時祭祀，則必涕泣，曰：“祭而豐，不如養(yǎng)之薄也。”間御酒食，則又涕泣，曰：“昔常不足，而今有余，其何及也!”吾始一二見之，以為新免于喪適然耳。既而其后常然，至其終身，未嘗不然。吾雖不及事姑，而以此知汝父之能養(yǎng)也。汝父為吏，嘗夜燭治官書，屢廢而嘆。吾問之，則曰：“此死獄也，我求其生不得爾。”吾曰：“生可求乎?”曰：“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恨也;矧求而有得邪，以其有得，則知不求而死者有恨也。夫常求其生，猶失之死，而世常求其死也。”回顧乳者劍汝而立于旁，因指而嘆，曰：“術(shù)者謂我歲行在戌將死，使其言然，吾不及見兒之立也，后當以我語告之。”其平居教他子弟，常用此語，吾耳熟焉，故能詳也。其施于外事，吾不能知;其居于家，無所矜飾，而所為如此，是真發(fā)于中者邪!嗚呼!其心厚于仁者邪!此吾知汝父之必將有后也。汝其勉之!夫養(yǎng)不必豐，要于孝;利雖不得博于物，要其心之厚于仁。吾不能教汝，此汝父之志也。”修泣而志之，不敢忘。

先公少孤力學，咸平三年進士及第，為道州判官，泗綿二州推官;又為泰州判官。享年五十有九，葬沙溪之瀧岡。

太夫人姓鄭氏，考諱德儀，世為江南民族。太夫人恭儉仁愛而有禮;初封福昌縣太君，進封樂安、安康、彭城三郡太君。自其家少微時，治其家以儉約，其后常不使過之，曰：“吾兒不能茍合于世，儉薄所以居患難也。”其后修貶夷陵，太夫人言笑自若，曰：“汝家故貧賤也，吾處之有素矣。汝能安之，吾亦安矣。”

自先公之亡二十年，修始得祿而養(yǎng)。又十有二年，烈官于朝，始得贈封其親。又十年，修為龍圖閣直學士，尚書吏部郎中，留守南京，太夫人以疾終于官舍，享年七十有二。又八年，修以非才入副樞密，遂參政事，又七年而罷。自登二府，天子推恩，褒其三世，蓋自嘉祐以來，逢國大慶，必加寵錫。皇曾祖府君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曾祖妣累封楚國太夫人。皇祖府君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祖妣累封吳國太夫人。皇考崇公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皇妣累封越國太夫人。今上初郊，皇考賜爵為崇國公，太夫人進號魏國。

于是小子修泣而言曰：“嗚呼!為善無不報，而遲速有時，此理之常也。惟我祖考，積善成德，宜享其隆，雖不克有于其躬，而賜爵受封，顯榮褒大，實有三朝之錫命，是足以表見于后世，而庇賴其子孫矣。”乃列其世譜，具刻于碑，既又載我皇考崇公之遺訓，太夫人之所以教，而有待于修者，并揭于阡。俾知夫小子修之德薄能鮮，遭時竊位，而幸全大節(jié)，不辱其先者，其來有自。 熙寧三年，歲次庚戌，四月辛酉朔，十有五日乙亥，男推誠、保德、崇仁、翊戴功臣，觀文殿學士，特進，行兵部尚書，知青州軍州事，兼管內(nèi)勸農(nóng)使，充京東路安撫使，上柱國，樂安郡開國公，食邑四千三百戶，食實封一千二百戶，修表。

《瀧岡阡表》是歐陽修精心力作。由于歐陽修父親亡故時，他才四歲，無法知悉亡父的生平行狀，這就使他在撰述本文時遇到了困難。作者的高明之處亦即本文最大的特點之一，即是在文章中采取了避實就虛、以虛求實、以虛襯實的寫作方法，巧妙地穿插了其母太夫人鄭氏的言語，以她口代己口，從背面和側(cè)面落筆。一方面以此為依據(jù)，追念和表彰其父的仁心惠政;另一方面，在表父阡的同時，也順水行舟，同時頌揚其母德婦節(jié)，使一位賢妻良母型的女性形象，栩栩如生地凸現(xiàn)在讀者眼前。父因母顯，母受父成。文章構(gòu)思高明的地方，即在于一碑雙表，二水分流;明暗交叉，互襯互托。而其舒徐有致、簡易平實的文風，其謙恭平和、實事求是的態(tài)度，更使一切浮華失實的諛墓文字黯然失色。

誠如明人薛瑄《薛文清公讀書錄》所謂：“凡詩文出于真情則工，昔人所謂出于肺腑者是也。如《三百篇》、《楚辭》、武侯《出師表》、李令伯《陳情表》、陶靖節(jié)詩、韓文公《祭兄子老成文》、歐陽公《瀧岡阡表》，皆所謂出于肺腑者也，故皆不求工而自工。故凡作詩文，皆以真情為主。”

文章的第一段，主要交待在他父親葬后六十年才寫這篇阡表的原因，即：“非敢緩也，蓋有待也。”這“有待”二字極為重要，因為它是統(tǒng)攝全文的綱領，亦是縱觀通篇的眼目。按照《宋史?職官志》關于“贈官”的規(guī)定，子孫顯貴，其已亡故的父祖可有贈封賜爵的榮耀，所追封的世數(shù)(自一代至三代)和贈官階級高低視子孫的官位而定。“待”也者，待己顯貴，榮宗耀祖，然后上阡表，可以告慰于先靈。

也正因如此，文章的第二段，便拿穩(wěn)“有待”二字大作文章，處處借助太夫人口中所反復出現(xiàn)的一個“知”字(“知汝父之能養(yǎng)”，“知汝父之必將有后”)，緬懷往事，追述亡父行狀，如水之開閘，隨勢而走，分叉奔流。

近代桐城派散文家、翻譯家林紓評注道：“文為表其父阡，實則表其母節(jié)，此不待言而知。那知通篇主意，注重即在一‘待’字，佐以無數(shù)‘知’字，公雖不見其父，而自賢母口中述之，則崇公之仁心惠政，栩栩如生。”(《林紓評點古文辭類纂》卷八)然而，作者并未將太夫人平日所舉兼收并蓄、平鋪直敘;而是經(jīng)過仔細剪裁、精心篩選，抓住了居家廉潔、奉親至孝、居官仁厚這三方面典型事例，援證母言，來說明其父之“能養(yǎng)”和“必將有后”，從而使篇首的“有待”二字落到了實處。誠如林云銘《古文析義》卷十四所指出的那樣：“其有待處，即決于乃翁素行。因以死后之貧驗其廉，以思親之久驗其孝，以治獄之嘆驗其仁。或反跌，或正敘，瑣瑣曲盡，無不極其斡旋。”而段末之“修泣而志之，不敢忘”一句，收束凝練，前呼后應，更提醒篇首的一個“教”字。同寫“能養(yǎng)”、“有后”，兩段敘述又各自不同。比如，敘其廉潔，取典型概括法，用“故其亡也，無一瓦之覆、一壟之植，以庇而為生”，簡約言之，毫不拖泥帶水。敘其奉親，則取剝筍抽繭法，層層進逼，愈進愈深。而敘其居官仁厚，卻取一波三折法，跌宕生姿，誠如林紓所云：“至崇公口中平反死獄，語凡數(shù)折：求而有得，是一折;不求而死有恨句，又一折;世常求其死句，又一折。凡造句知得逆折之筆，自然刺目。”(同上)文中一句「夫常求其生，猶失之死;而世常求其死也」，不只傳神地摹寫刻畫了其父斷獄的謹慎和慎之又慎，而且，也是對千百年封建社會治獄官吏草菅人命的深刻概括總結(jié)，有著強烈的批判精神與社會意義。

自“先公少孤力學”至“汝能安之，吾亦安矣”，行文有一個顯著的特點，即敘父略，敘母詳。其所以如此，乃是因為“前敘母言，即是父行，而太夫人本行未著也，故于此悉之”(浦起龍《古文眉詮》卷六十二)，而且隨風乘勢，使人并不感覺突兀，也不感到多余。整篇文章雖因母顯父，以父揚母，寫來卻詳略得當，次序井然，不枝不蔓，融為一體，頗能顯示作者謀篇布局、剪裁縫紉的老到功夫。

文章的最后兩段補敘作者仕途歷官，詳載年數(shù)，與篇首“六十年”句首尾呼應。其次，作者也寫了其先祖的“賜爵受封，顯榮褒大”，并將自己“德薄能鮮”，終得“遭時竊位”而“幸全大節(jié)，不辱其先”的功勞一歸于祖宗陰德。這在當時，無疑是很得體的話，毫無自矜自夸之意，一片歸美先德之心。但在今天看來，作者所鼓吹的“積善成德，宜享其隆”，“善無不報，遲速有時”的因果報應觀念，則有著很大的思想局限。

歐陽修于北宋皇裕年間(公元1049年-公元1054年)便已寫好《先君墓表》。熙寧三年(公元1070年)歐陽修任青州知州的時候，又對此墓表進行了精心修改，最終改名為《瀧岡阡表》并刻在他父親墓道前的石碑上。歐陽修的《瀧岡阡表》與韓愈的《祭十二郎文》、袁枚的《祭妹文》并稱為中國古代三大祭文，這篇飽含深情、膾炙人口的名文為后世散文開拓了更為廣泛、更富文學價值的領域。

歐陽修詩詞的鑒賞精選篇4

詞牌名：朝中措|朝代：宋朝|作者：歐陽修

平山闌檻倚晴空，山色有無中。手種堂前垂柳，別來幾度春風。

文章太守，揮毫萬字，一飲千鐘。行樂直須年少，尊前看取衰翁。

《朝中措·送劉仲原甫出守維揚》是宋代文學家歐陽修的詞作。這首詞是作者送別友人劉敞到揚州任職時所作。此詞借酬贈友人之機，追憶起詞人幾年前在揚州所建的平山堂并抒發(fā)人生的感慨。全詞通篇文字鮮明生動，情感豁達溫愉，塑造了一個風流儒雅、豪放達觀的“文章太守”形象。其格調(diào)疏宕豪邁，在歐詞中極為少見，對后來蘇軾的豪放詞產(chǎn)生過一定的影響。

歐陽修詩詞的鑒賞精選篇5

仕宦而至將相，富貴而歸故鄉(xiāng)。此人情之所榮，而今昔之所同也。

蓋士方窮時，困厄閭里，庸人孺子，皆得易而侮之。若季子不禮于其嫂，買臣見棄于其妻。一旦高車駟馬，旗旄導前，而騎卒擁后，夾道之人，相與駢肩累跡，瞻望咨嗟;而所謂庸夫愚婦者，奔走駭汗，羞愧俯伏，以自悔罪于車塵馬足之間。此一介之士，得志于當時，而意氣之盛，昔人比之衣錦之榮者也。

惟大丞相魏國公則不然：公，相人也，世有令德，為時名卿。自公少時，已擢高科，登顯仕。海內(nèi)之士，聞下風而望余光者，蓋亦有年矣。所謂將相而富貴，皆公所宜素有;非如窮厄之人，僥幸得志于一時，出于庸夫愚婦之不意，以驚駭而夸耀之也。然則高牙大纛，不足為公榮;桓圭袞冕，不足為公貴。惟德被生民，而功施社稷，勒之金石，播之聲詩，以耀后世而垂無窮，此公之志，而士亦以此望于公也。豈止夸一時而榮一鄉(xiāng)哉!

公在至和中，嘗以武康之節(jié)，來治于相，乃作“晝錦”之堂于后圃。既又刻詩于石，以遺相人。其言以快恩仇、矜名譽為可薄，蓋不以昔人所夸者為榮，而以為戒。于此見公之視富貴為何如，而其志豈易量哉!故能出入將相，勤勞王家，而夷險一節(jié)。至于臨大事，決大議，垂紳正笏，不動聲色，而措天下于泰山之安：可謂社稷之臣矣!其豐功盛烈，所以銘彝鼎而被弦歌者，乃邦家之光，非閭里之榮也。

余雖不獲登公之堂，幸嘗竊誦公之詩，樂公之志有成，而喜為天下道也。于是乎書。

尚書吏部侍郎、參知政事歐陽修記。

《相州晝錦堂記》是一篇記事散文。文章名為晝錦堂記，實際上主要寫了魏國公韓琦非凡的志向和功績，贊揚了他“德被生民而功施社稷”的遠大理想和“措天下于泰山之安”的豐功偉業(yè)。

文章先寫了古往今來對官至將相、富貴還鄉(xiāng)的看法，然后以蘇秦(季子)、朱買臣為例，說明讀書人窮困時，連庸人孺子都可以輕侮他，一旦他成了達官顯貴，那些庸夫愚婦一而俯首請罪，一面懊悔嗟嘆，而春風得意的一介之士則趾高氣昂。這就是過去人們常說的衣錦還鄉(xiāng)。然后，作者筆鋒一轉(zhuǎn)，寫“惟大丞相魏國公則不然”， 一句話，“收拾前文， 振起下意”。作者簡要介紹了魏國公的身世經(jīng)歷之后， 著重說明了做將相， 得富貴， 都是他早就應當有的; 而且作為儀仗的大旗和三公的命圭， 禮服都不足以顯示他的榮耀和顯赫; 只有恩及百姓， 功在國家， 并名垂青史、光照后代， 才是他的志向。然后， 作者介紹了相州晝錦堂的來歷， 由晝錦堂的石碑上的詩又談到魏國公對富貴的態(tài)度和他的志向， 并描述了他為官從政的不凡表現(xiàn)。因而贊嘆道： 魏國公的豐功偉績， 被刻于鐘鼎， 譜進樂章，乃國家之光榮， 不單是鄉(xiāng)里的榮耀啊。最后作者表明了寫作此文的動機。

為了突出魏國公的超凡脫俗， 反映他高遠的抱負， 歐陽修主要采取了對比的寫作方法。官至將相，衣錦還鄉(xiāng)，是一般讀書人所追求的，也是常人所羨慕和贊嘆的。作者先對此渲染一番，然后寫“惟大丞相魏國公則不然”，對比十分強烈;什么將相富貴，是他早就應該有的;他不象僥幸得志的人，在庸俗的世人面前自夸炫耀;常人引為榮耀的作為儀仗的大旗，不足以表現(xiàn)他的榮耀，常人所追求的三公的命圭和禮服，不足以顯示他的顯赫;他“不以昔人所夸者為榮，而以為戒”，等等。這些文字都是在進行對比。通過大量、反復的對比，利用對比所產(chǎn)生的強烈反差，表現(xiàn)出魏國公的出類拔萃，使這個確比一般的封建士大夫高出一籌的鮮明形象屹立在了讀者面前。

文章結(jié)構(gòu)精巧，連接自然。以議論開始，在對比當中推出“主人公”，從寫主人公的簡要經(jīng)歷和志向，又自然引出相州晝錦堂，從寫晝錦堂處石碑上的詩，又自然進入對魏國公的描寫。名為記物，實則寫人;寫人與記物融為一體。通篇渾然天成，確無雕琢的痕跡。

文章語言婉轉(zhuǎn)流暢，敘事簡潔，議論精辟，十分生動傳神。例如，文章沒有實寫魏國公如何處理具體政務，只是簡單地寫他“至于臨大事，決大議，垂紳正笏，不動聲色，而措天下于泰山之安”，筆墨很少，卻把魏國公的性格特征和封建政治家的風度表現(xiàn)得淋漓盡致。文章文字雖簡，但內(nèi)涵豐富，富有感情。通過對魏國公的反復贊嘆，充分表達了作者對魏國公的敬佩之情，也表現(xiàn)了作者對為官從政的理解，寄托了作者本人的追求。

作者在遣詞造句時，十分注意語氣聲調(diào)的變化，使文章富有生氣，加強了文章的感染力。據(jù)說，就在《相州晝錦堂記》完稿送出數(shù)日之后，他又專門派人另送一稿給韓琦，聲明前稿有疵，可換此本。韓琦再三核對，只發(fā)現(xiàn)文章開頭“仕宦”、“富貴”之下，各添了一個“而”字，從而增加了抑揚頓挫之感，與文意更加協(xié)調(diào)，增強了文章的表現(xiàn)力。此事為歷代所傳誦，成為文字不厭千回改的佳語。又如，“豈止夸一時而榮一鄉(xiāng)哉”和“而其志豈易量哉”兩句，采用了反問的句式，通過反問的語氣，使作者要表達的思想更加突出。“可謂社稷之臣矣”一句，通過感嘆句的形式，充分表現(xiàn)了作者對魏國公的衷心贊嘆。

歐陽修作為北宋詩x新運動的領袖，主張興復古道，提倡平實樸素的文風，反對浮華的文風。在文和道的關系上，既強調(diào)道對文的決定作用，也不忽視文采對表現(xiàn)道的重要作用。《相州晝錦堂記》篇幅不長，但內(nèi)容充實，敘事簡潔有法，議論精辟有力，章法曲折變化，語言自然流暢，充分表現(xiàn)了作者的文風，也反映了作者的一些政治見解。

寫作此文時，韓琦任丞相，歐陽修在翰林院供職。古人曾說，富貴歸故鄉(xiāng)，猶當晝而錦。《史記·項羽本紀》中有這樣的話：“富貴不歸故鄉(xiāng)，如衣繡夜行，誰知之者?”魏國公韓琦是以武康節(jié)度使回老家任職，是富貴而歸故鄉(xiāng)。因此，他修建了“晝錦堂”。但他志向遠大，輕富貴，不以晝錦為榮，并刻詩言志。歐陽修對此十分推崇。并且，他們都曾主張革新，有共同的抱負和政治見解。因此，歐陽修“樂公(指韓琦)之志有成，而喜為天下道也”，寫了這篇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