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當代著名學者、散文作家。1946年生于浙江余姚，少年時代到上海求學，畢業于上海戲劇學院并留校從事教學和理論研究工作，并獲得較為豐富的理論研究成果。下面就是小編給大家整理的余秋雨散文，希望大家喜歡。

　　余秋雨散文：哪里來的陌生人

　　一

　　那天，成吉思汗要在克魯倫河畔的宮帳里召見一個人。

　　這個人住在北京，趕到這里要整整三個月。出居庸關，經大同，轉武川，越陰山，穿沙漠，從春天一直走到夏天。抬頭一看，山川壯麗，軍容整齊，嘆一聲“千古之盛，未嘗有也”，便知道到了目的地。

　　成吉思汗統一蒙古已經十二年。這十二年，一直在打仗，主要是與西夏和金朝作戰。三年前在與金朝的戰爭中取得巨大勝利，不僅攻占了金朝的中都(即北京)，還分兵占領了大小城邑八百多個。中都的一批金朝官員，投降了蒙古軍。

　　金朝是女真族建立的王朝，為的是要反抗和推翻他們頭上的統治者——契丹人的遼朝。金朝后來確實打敗了遼朝，卻沒有想到蒙古人后來居上，又把它打敗了。

　　長年的征戰，復雜的外交，龐大的朝廷，使成吉思汗的攤子越鋪越大。每天都有內內外外的大量問題要面對，成吉思汗急于尋找有智慧、有學問的助手。他原先手下的官員，幾乎都是沒有文化的莽將。連他自己，也沒有多少文化。

　　他到處打聽，得知四年前攻占金朝中都時，有一位投降過來的金朝官員很智慧，名字叫耶律楚材。

　　這個名字使成吉思汗立即作出判斷，此人應該是契丹族，遼朝的后裔。耶律家族是遼朝顯赫的王族，后來由于金朝滅遼，也就一起“歸順”了金朝。這應該是耶律楚材祖父一輩的事，到耶律楚材父親一輩，已經成了金朝的高官了。但成吉思汗知道，這個家族在內心對金朝還是不服的，企盼著哪一天能夠報仇復國。早在蒙古統一之前，當時還沒有成為成吉思汗的鐵木真曾經遇見過作為金朝使節派到蒙古部落來的耶律阿海，兩人暗中結交，還立下過共同滅金的志愿。

　　想到這里成吉思汗笑了，心想這真是一個奇怪的家族，被金所滅而降金，金被蒙軍打敗后又降蒙，如此兩度投降，是不是真的始終保持著復興契丹之夢呢?好在，今天可以找到一個共同的話題，那就是分別從契丹和蒙古的立場，一前一后一起笑罵曾經那么得意的金朝。

　　隨著一聲通報，成吉思汗抬起頭來，眼睛一亮。出現在眼前的人，二十七、八歲光景，高個子，風度翩翩，聲音宏亮，還留著很漂亮的長胡子，非常恭敬地向自己行禮。

　　成吉思汗高興地叫了一聲：“吾圖撒合里!”

　　這是蒙古語，意思是長胡子。

　　這一叫，就成了今后成吉思汗對耶律楚材的習慣稱呼。

　　寒暄了幾句，成吉思汗便說：“你們家族是遼朝的皇族。盡管你做過金朝的官，但我知道遼和金是世仇。你們的仇，我替你們報了!”

　　這話說得很有大丈夫氣概。接下來，理應是耶律楚材代表自己的世代家族向成吉思汗謝恩。

　　但是，耶律楚材的回答讓成吉思汗大吃一驚。

　　他說：“我的祖父、父親早就在金朝任職為臣了，既然做了臣子，怎么可以暗懷二心，仇視金朝君主呢?”

　　這話聽起來好像在反駁成吉思汗，而且公然表明了對成吉思汗的敵人金朝君主的正面態度，說出來實在是非常冒險。但是，成吉思汗畢竟是成吉思汗，他竟然立即感動了。

　　一個人，對于自己服從過的主人和參與過的事業，能一直表示尊敬，這已經很不容易;更不容易的是，在表示尊敬的時候，完全不考慮被尊敬對象的現實境況，也不考慮說話時面對著誰。這樣的人，成吉思汗從來沒有見過。

　　成吉思汗看著耶律楚材點了點頭，當即向左右表示：這個人的話要重視，今后把他安排在我身邊，隨時以備咨詢。

　　這在后來的《中書令耶律公神道碑》上記為：“上雅重其言，處之左右，以備咨訪。”

　　二

　　這是公元1218年的事情。

　　就在這個時候，一個很偶然的事件改變了成吉思汗的軍事方向，也改變了世界的命運。

　　天下最大的烈火，總是由最小的草梗點燃。

　　據記載，那年成吉思汗派出一個四百五十人的商隊到中亞大國花剌子模進行貿易。不料剛剛走到今天哈薩克斯坦錫爾河邊的一座城市，就出事了。商隊里有一個印度人是這座城市一位長官的老熟人，兩人一見面他就直呼其名，沒有表示應有的尊敬，而且還當場夸耀成吉思汗的偉大。那個長官很生氣，下令拘捕商隊，并報告了國王摩訶末。國王本來就對成吉思汗送來的國書中以父子關系形容兩國關系十分不滿，竟下令殺死所有商人、沒收全部財產。

　　成吉思汗從一個逃出來的駱駝夫口中知道了事情始末，便強忍怒火，派出使者質問事件真相。結果，使者被殺。成吉思汗淚流滿面，獨自登上一個山頭，脫去冠冕，跪在地上絕食祈禱了整整三天三夜。他喃喃地說：“戰亂不是我挑起的，請佑助我，賜我復仇的力量!”

　　于是，人類歷史上最大規模的一場征服戰，開始了。

　　耶律楚材，跟在成吉思汗身邊。他會占卜，這在當時的軍事行動中非常重要。除了占卜，他還精通天文歷法，可以比較準確地提供天氣預報，成吉思汗離不開他。

　　他是積極支持成吉思汗的這一重大軍事行動的。這從他一路上用漢語寫的詩中可以看出來。他寫道：

　　關山險僻重復重，

　　西門雪恥須豪雄。

　　定遠奇功正今日，

　　車書混一華夷通。

　　陰山千里橫東西，

　　秋聲浩浩鳴秋溪。

　　猿猱鴻鵠不能過，

　　天兵百萬馳霜蹄。

　　這些詩句表明，他認為成吉思汗西征的理由是“雪恥”，因此是正義的，他還認為這場西征的結果有可能達到“華夷通”的大一統理想。這個理想，他在另外一首詩中表述得更明確：“而今四海歸王化，明月青天卻一家。”

　　看得出來，他為成吉思汗西征找到了起點性理由“雪恥”和終點性理由“王化”。有了這兩個理由，他心中也就建立了一個理性邏輯，跨馬走在成吉思汗身后也顯得理直氣壯了。

　　除此之外，我覺得還有兩個更大的感性原因。

　　第一個感性原因，是他對成吉思汗的敬仰。他曾在金朝任職，看夠了那個朝廷的外強中干、腐敗無效、沮喪無望。現在遇到了成吉思汗，只見千鈞霹靂，萬丈豪情，一切目標都指日可待，一切計劃都馬到成功。不僅如此，耶律楚材又強烈地感受到成吉思汗對自己這個敵國俘虜的尊重、理解和關愛。這種種因素加在一起，他被徹底溶化了，無條件地服從和贊美成吉思汗的一切意志行動。

　　第二個感性原因，是他作為契丹皇族后裔的本能興奮。這畢竟是一個生來就騎在馬背上縱橫馳騁的民族，眼前的世界遼闊無垠，心中的激情沒有邊界。更何況，作為幾代皇族，骨子里有一種居高臨下的統治基因，有一種睥睨群倫的征服欲望。盡管這一切由于遼國的敗落而長久荒廢，但現在被成吉思汗如風如雷的馬蹄聲又敲醒了。這種敲醒是致命的，耶律楚材很快就產生了一種無與倫比的回歸感和舒適感。因此，參加西征，頌揚西征，有一半出于他的生命本性。

　　但是，戰爭畢竟是戰爭，一旦爆發就會出現一種無法節制的殘酷邏輯。

　　例如，這次以“雪恥”、“復仇”為動因的戰爭，必然會直指花剌子模國的首都;在通向首都之前所遇到的任何反抗，都必須剿滅;所有的反抗都必然以城邑為基地，因此這些城邑又必然會遭到毀滅性的破壞;終于打到了首都，國王摩訶末當然已經逃走，因此又必須去追趕;花剌子模國領土遼闊，國王又逃得很快，因此又必須長驅千里;追趕是刻不容緩的事，不能為了局部的占領而滯留，自己的軍隊又分不出力量來守衛和管理已經占領的城市，因此毀城、屠城的方式越來越殘忍;被追的國王終于在里海的一個島上病死了，但這還不是戰爭的結束，因為國王的繼位者扎蘭丁還在逃，而且逃得很遠，路線又不確定，因此又必須繼續追趕……

　　這就是由無數“必須”和“必然”組成的戰爭邏輯。這種邏輯顯得那樣嚴密和客觀，簡直無法改變。

　　在這種客觀邏輯之中，又包藏著另一種主觀邏輯，那就是，成吉思汗在戰爭中越來越懂得打仗。軍隊組織越來越精良，戰略戰術越來越高明，諜報系統越來越周全，這使戰爭變成了一種節節攀高的自我競賽，一種急迫地期待著下一場結果的心理博弈。于是，就出現了另一種無法終止的動力。

　　鑒于這些客觀邏輯和主觀邏輯，戰爭只能越打越遙遠，越打越血腥，在很大意義上已經成為一種失控行為。

　　這就是說，種種邏輯組合成了一種非邏輯。

　　戰爭，看起來只是運動在大地之間，實際上在大地之上的天際，還浮懸著一個不受人力操縱的魔鬼，使地面間的殘殺沿著它的獰笑變得漫無邊際。它，就是戰神。

　　在人類歷史上，大流士、亞歷山大大帝、凱撒、十字軍，都遇到過這個戰神。現在輪到成吉思汗了，事情變得更大，超過前面所說的任何戰爭。

　　于是，騎在馬背上的耶律楚材不能不皺眉了。

　　他的詩句中開始出現一些嘆息——

　　寂寞河中府，

　　聲名昔日聞。

　　城隍連畎畝，

　　市井半丘墳，

　　這里所說的“河中府”，就是花剌子模國的首都撒馬爾罕，在今天烏茲別克斯坦共和國的東部。這么一個聲名顯赫的富裕城市，經過這場戰爭，已經“市井半丘墳”了，可見殺戮之重。對此，耶律楚材不能接受，因此深深一嘆。他的好些詩都以“寂寞”兩字開頭，既說明戰爭留給一座座城市的景象，也表明了自己的心境。

　　一個曾經為萬馬奔騰的征戰場面興奮不已的人，突然在馬蹄間感受到了深深的寂寞，這個轉變意味深長。

　　三

　　西征開始后不久，成吉思汗根據身邊一個叫劉仲祿的漢族制箭官的推薦，下詔邀請遠在山東萊州的道教全真派掌門人丘處機(長春真人)來到軍中，講述養生之道和治國之道。丘處機已經七十多歲，歷盡艱辛來到撒馬爾罕。當時成吉思汗已經繼續向西越過了阿姆河，便命耶律楚材暫且在撒馬爾罕陪丘處機。

　　這期間，兩人在一起寫了不少詩。耶律楚材在詩中，已經明顯地表示出自己想擺脫西征而東歸的心意，以及希望各國息戰得太平的期待。例如：

　　春雁樓邊三兩聲，

　　東天回首望歸程。

　　天兵幾日歸東闕?

　　萬國歡聲賀太平。

　　甚至，他對西征的必要性也提出了某種懷疑：

　　四海從來皆弟兄，

　　西行誰復嘆行程?

　　西行萬余里，

　　誰謂乃良圖?

　　后來，丘處機終于在耶律楚材的陪同下到阿姆河西岸的八魯彎行宮見到了成吉思汗。丘處機一共向成吉思汗講了三次道，根據相關資料總結，有三個要點：一，長生之道，節欲清心;二，一統天下，不亂殺人;三，為政首要，敬天愛民。

　　成吉思汗聽進去了，后來多次下令善待丘處機和他的教派。

　　丘處機的講道，與耶律楚材經常在身邊悄悄吐露的撤兵求太平的理想，一起對成吉思汗產生了潛移默化的影響。一二二四年夏天，有士兵報告說游泳時見到一頭會說話的怪獸，要蒙古軍及早撤軍回家。成吉思汗就此事詢問耶律楚材，耶律楚材一聽就明白這是士兵們因厭戰而想出來的花招，他自己也早已厭戰，就告訴成吉思汗說：“這是祥瑞之獸，熱衷保護生命，反對隨手屠殺，希望陛下聽從天命，回去吧。”

　　成吉思汗終于聽從了這個“天命”。

　　當然成吉思汗收兵還有其他客觀原因。例如，畢竟大仇已報，花剌子模的國王摩訶末已死，遼闊的土地都被征服，而軍中又發生了瘟疫。

　　于是，正如耶律楚材詩中所寫，“野老不知天子力，謳歌鼓腹慶昇平”了。

　　——我在敘述以上歷史時，許多讀者一定會覺得奇怪：耶律楚材怎么會寫一手不錯的漢詩呢?

　　確實不錯。我們不妨再讀他的一首詞：

　　花界傾頹事已遷，浩歌遙想意茫然。江山王氣空千劫，桃李春風又一年。橫翠嶂，架寒煙。野春平碧怨啼鵑。不知何限人間夢，并觸沉思到酒邊。

　　這當然算不上第一流的作品，但很難想像竟出于古代少數民族官員之手。我認為，在中國古代，少數民族人士能把漢詩漢詞寫好的，第一是納蘭性德，第二是薩都剌，第三就是這位耶律楚材了。

　　我更為喜歡的是耶律楚材替成吉思汗起草的邀請丘處機西行的第二詔書，中間有些句子，深得漢文化的精髓。如“云軒既發于蓬萊，鶴馭可游于天竺。達摩東邁，元印法以傳心;老氏西行，或化胡而成道。顧州途之雖闊，瞻幾杖似非遙”等句，實在是頗具功力。

　　我深信，丘處機能下決心衰年遠行，與詔書文句間所散發出來的這種迷人氣息有關。文化的微妙之處，最有驚人的誘惑力。

　　這就需要談談他的文化背景了。

　　一個人的文化背景，可以遠遠超越他的民族身份和地域限定。在耶律楚材出生前好幾代，他的先祖契丹皇族雖然經常與漢族作戰，卻一直把漢文化作為提升自己、教育后代的課本。后來到了女真族的金朝，也是同樣。耶律楚材從小學習漢文化，從十三歲開始攻讀儒家經典，到十七歲已經博覽群書，成為一位有才華的年輕儒生。后來在中都(北京)，他又開始學佛，成了佛學大師萬松老人的門生。學佛又未棄儒，他成了儒佛兼修的通達之士。

　　那位丘處機是道家宗師，耶律楚材與他加在一起，組合成了一個儒、佛、道齊全的中國文化精粹結構，出現在成吉思汗身邊。這個精粹結構對成吉思汗那么尊敬，但又天天不斷地散發出息戰、戒殺、尊生、節制、敬天、愛民的綿綿信息，終于使成吉思汗發生了重大變化。

　　據《元史》的《太祖記》記載，成吉思汗在臨死前一個月對群臣公開表示：“朕自去冬五星聚時，已嘗許不殺掠，遽忘下詔耶。今可布告中外，令彼行人知朕意。”

　　多么珍貴的“不殺掠”這三個字啊!盡管仍然處于戰爭之中的成吉思汗一時還無法做到，但既然已經作為一個重大的許諾布告中外，已經讓人驚喜不已了。

　　此外，據《元史》和《新元史》載，成吉思汗還囑咐自己的繼承人窩闊臺，耶律楚材這個人是上天送給我們的，必須委以重任。他說：“此人天賜吾家，爾后軍國庶政，當悉委之。”

　　這兩份遺囑，使歷史的溫度和亮度都大大提高了。

　　在這里，我們不能不懷著特別的心情，遠眺七百多年前在中亞戰爭廢墟間徘徊的兩個背影。一個高大的長胡子中年人，攙扶著一個仙風道骨的老年人。他們走得很慢，靜靜地說著話，優雅的風范，與身邊的斷垣荒墳很不相稱。他們正在做一件事，那就是用中國文化中儒、佛、道的基本精神，盯住已經蔓延了小半個世界的戰火，隨時找機會把它控制住。

　　他們兩人，后來因為佛、道之間的一些宗教齟齬產生隔閡。但我們還是要說，再大的齟齬也是小事，因為他們已經做過了一件真正的大事。四

　　成吉思汗幾乎是與丘處機同年同月去世的。成吉思汗享年六十五歲，而丘處機則高壽，享年七十九歲。這一年，耶律楚材才三十七歲，春秋正盛。

　　耶律楚材妥貼地安排了窩闊臺繼位的事務。窩闊臺繼位后果真對他委以重任：中書令，行政最高長官，相當于宰相。在這前后，耶律楚材做了一系列大事。例如——

　　一，耶律楚材選擇并任命了自己的兩個主要助手右丞相和左丞相。讓人驚

　　異的是，這三個包括耶律楚材在內的最高行政官員，沒有一個是蒙古人，也沒有一個是漢人，卻都熟悉漢族的典章制度。這種安排，在蒙古人掌權的朝廷里，顯得非常開通又非常奇特。

　　二，蒙古貴族中還有很多保守將領無視成吉思汗“不殺掠”的遺囑，繼續主張大規模殺人。據《元史》載，近侍別迭等人主張：“漢人無補于國，可悉空其人，以為牧地。”這顯然是一個極端恐怖的政策，把漢人殺盡或趕光，使整個中原成為牧地，也就是把農耕文明全部蛻變為游牧文明。耶律楚材為了阻止這個主張，就給窩闊臺算了一筆帳，說我們每年需要的五十萬兩銀子、四十萬石糧食，八萬匹帛匹，全都要來自中原的稅收和鹽、酒、冶鐵等百業，怎么能夠不要漢人?窩闊臺要耶律楚材就此提供證明，來說服朝廷中保守的蒙古軍人。第二年耶律楚材確實以稅收的方法為朝廷提供了大量財富，使窩闊臺非常高興。這就奠定了蒙古政權從游牧文明轉向農耕文明，并實行稅收制度的基礎。

　　三，窩闊臺征服金朝時，有的將領根據蒙古軍的老規矩，堅持一個城市若有抗拒，破城之后必須屠城。當時，汴梁城抗拒了，那些將領準備照此辦理。耶律楚材立即上奏窩闊臺，說如果我們得到的是沒有活人的土地，那又有什么用!結果，破城后除了處決金朝王室完顏一家外，保全了汴梁城一百四十多萬人的生命。從此，放棄屠城政策，成為一個定例，從根本上改變了蒙古軍隊的行為方式。

　　四，蒙古軍隊占領一地，必定由軍事將領管轄一切，毫無約束，橫行霸道。耶律楚材提出把軍事權力和民政權力分開，并使它們勢均力敵，互相牽制。民政權力由文官執掌，軍事權貴不得侵犯。在文官職位上，耶律楚材大量起用漢族知識分子，讓他們著重負責征收稅賦的事務。甚至，他向窩闊臺直接提出了“制器者必用良工，守成者必用儒臣”的政策，大大改良了政權的文化品質。這樣做的結果，也讓他這個行政首長有效地控制了財政權，構成了財政、軍權、法權的三權鼎力;

　　五，耶律楚材還采取一系列措施，及時控制了高利貸、通貨膨脹、包攬稅收和種種貴族特權，成功實行了以經濟為主軸的社會管理;

　　六，蒙古軍隊占領一地，還會很自然地把當地人民當作自己的變相奴隸。耶律楚材決定“奏括戶口，皆籍為編民”，也就是以戶籍制來使這些變相奴隸重新變成平民。由于戶籍制，一系列稅賦制也有了實行的保證。

　　七，耶律楚材還以很大的熱情尊孔，正式以儒家經典來辦學招士。

　　……

　　這一切理性管理措施，使蒙古的歷史發展到了一個全新的階段，并且決定了后來元朝的基本格局。

　　遺憾的是，窩闊臺死后，皇后攝政，反對漢化，與耶律楚材激烈爭吵，結果把

　　這位名相活活氣死了，享年五十五歲。

　　他死后，政敵對他的家庭財產進行了查抄。結果發現，“惟琴阮十余，及古今

　　書畫金石、遺文數千卷”，除此之外沒有任何財產。真是太廉潔了。

　　所幸，耶律楚材去世十余年后，忽必烈繼位。耶律楚材所制定的種種方略，重新獲得尊重。

　　五

　　好，我們現在可以從整體上看看耶律楚材這個人了。

　　這位契丹皇族后裔，無論對于金朝的女真人、成吉思汗的蒙古人，還是對于宋朝的漢人來說，都是陌生人。而且，他好像完全沒有我們歷來重視的所謂“民族氣節”，可以為任何一個民族服務，包括曾經戰勝過自己家族的民族，簡直算得上是“數典忘祖”了。

　　成吉思汗為他的家族報了仇，但他坦誠地表示，自己的心底從來沒有這種仇恨。他只在乎今天的服務對象，并且努力把服務做好。只不過，在今天的服務中，他要固守一些大是大非。他認為，是非高于民族，更高于家族。

　　因此，歷來被人們反復夸大和表演的“故鄉情結”、“省籍情結”、“祭祖情結”，在他面前不起任何作用。

　　他似乎已經放棄了自己的民族身份。在他追求的“王化歸一統”、“四海皆弟兄”的世界里，從來沒有復興契丹之夢。盡管他的契丹，曾經建立過那么壯闊和強大的遼朝，留下了那么豐富而動人的故事。

　　他一點兒也不想做“前朝遺民”、“復仇王子”。他從來沒有秘藏過增添世仇的資料，謀劃過飄零貴族的聚會。他的深棕色的眼瞳沒有發出過任何暗示，他的美髯公的胡子沒有抖動過任何信號。

　　他知道時勢在劇變，時間在急逝，生命在重組。他知道一切依托于過往歷史的所謂身份，乍一看是真實的，實際上是重建的，而且是一種嶄新的重建，為了今天和明天的具體目的的重建。他不愿意參與這種表演式的重建，更愿意享受逝者如斯、人去樓空的放松。

　　是的，他不要那種身份。為了擺脫那種身份，他甚至四處逃奔，改換門庭，直到進入江湖好漢們所說的“赤條條一身來去無牽掛”的境界。

　　但是，我們看到了，他有明確的文化身份。

　　那就是，一生秉承儒家文化和漢傳佛教。

　　這讓我想起我的詩人朋友余光中先生。他因寫過《鄉愁》一詩，很多與他稍稍有點關系的地方都希望他宣布故鄉在斯，所愁在斯。但他說：我的故鄉不是一個具體的地方，而是中華文化。思亦在斯，愁亦在斯。

　　余光中先生是漢人，這樣說很自然;耶律楚材不是漢人，這樣做很奇特。

　　其實，這是他作出的鄭重選擇。

　　越是動蕩的年代越有選擇的自由，他運用了這種自由。

　　有不少人說，文化是一種地域性的命定，是一種在你出生前就已經布置好了的包圍，無法選擇。我認為，無法選擇的是血統，必須選擇的是文化。正因為血統無法選擇，也就加重了文化選擇的責任。正因為文化是自己選擇的，當然也就比先天加予的血統更關及生命本質。

　　反之，如果文化成了一種固定人群的被動承擔，那么，這種文化和這種人群，都會失去生命的創造，因僵化而走向枯萎。

　　我們為什么要接受這種必然導致枯萎的事先布置?

　　即使這種布置中有遠年的豪華金飾，也絕不接受。

　　于是，耶律楚材，這個高大的契丹族男子，背負著自己選擇的中華文化，出現在自己選擇的君主成吉思汗之前。

　　然后，他又與成吉思汗在一起，召來了他在中華文化上缺漏的那部分，丘處機的道家。

　　這一來，成吉思汗本人也在開始進行文化選擇了。對于位及至尊又叱咤風云的成吉思汗來說，這種文化選擇已經變得非常艱難。但是，如細雨潤物，如微風輕拂，成吉思汗一次次抬起頭來，對這兩位博學的智者露出笑顏。

　　這一系列在西域大草原和大沙漠里出現的文化選擇，今天想來還覺得氣壯山河。

　　耶律楚材在表達自己文化身份時，重點選擇了兩個方面，那就是：在成吉思汗時代呼吁護生愛民，在窩闊臺時代實施理性管理。

　　這兩個方面，使蒙古民族為后來入主中華大地、建立統一的元朝，作了文化準備。

　　這兩個方面，是耶律楚材的文化身份所派生出來的行為身份。

　　相比之下，很多中國文人雖有文化身份卻沒有行為身份，使文化變成了貼在額頭上的標簽，誰也不指望這種標簽和這種額頭與蒼生大地產生關聯。

　　經過以上整理，我們可以概括出兩個相反的人格結構——

　　第一個人格結構：背后的民族身份是飄忽模糊的，中間的文化身份是堅定明朗的，眼前的行為身份是響亮清晰的。

　　第二個人格結構：夸張的是背景，模糊的是文化，迷失的是行為。

　　也許，在我們中國，最普及的是第二個人格結構，因此耶律楚材顯得那么陌生。

　　什么時候，如果能有更多的中國人，千里跋涉來到人世災禍的第一線，展示的是文化良知而不是背景身份，切切實實地以終極人性扭轉歷史的進程，那么，耶律楚材對我們就不陌生了。

　　最后提一句，這位縱橫大漠的游子畢竟有一個很好的歸宿。他的墓和祠，還在北京頤和園東門里邊。我每次都是在夕陽燦爛時到達的，總是寂寥無人。偶爾有人停步，幾乎都不知道他是誰。

　　在頤和園留下他的遺跡，這件事乾隆皇帝有功。我還曾因此猜測過這位晚于耶律楚材五百年的少數民族皇帝的人格結構，并增添了幾分對他的敬意。

　　余秋雨散文：廬山

　　找到廬山不是專門去旅游，是與一大群文人一起去開會的，時間是1979年夏天。那里召開的，是一個全國規模的文藝理論討論會。

　　廬山本是夏天開會的好地方，但據所知，那里好像從來沒有開過文人大會。原因說起來太復雜，不管怎樣，現在總算有了第一回。

　　但是，回過去看，廬山本來倒是文人的天地。在未上廬山之時我就有一些零碎的印象，好像是中國早期最偉大的文人之一司馬遷“南登廬山”并記之于《史記》之后，這座山就開始了它的文化旅程。在兩晉南北朝時期，它的文化濃度之高，幾乎要鶴立于全國名山中了。那時，佛學宗師慧遠和道學宗師陸修靜曾先后在廬山弘揚教義，他們駐足的東林寺和簡寂觀便成了此后中國文化的兩個重要的精神棲息點。這兩人中間，慧遠的文學氣息頗重，他的五言詩《游廬山》寫得不錯，而那篇600多字的《廬山記》則是我更為喜的山水文學佳品。但是，使得這一僧一道突然與廬山一起變得文采斐然的，還有更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在差不多的時候廬山還擁有過陶淵明和謝靈運。陶淵明的歸隱行跡、山水情懷和千古詩句都與廬山密不可分，謝靈運的名氣趕不上陶淵明，卻也算得上我國文學史上五言山水詩的鼻祖。這兩位大詩人把廬山的山水作了高品位的詩化墊基，再加上那一僧一道，整個廬山就堂而皇之地進入了中國文化史。

　　后來的人們似乎一直著迷于慧遠、陶淵明、謝靈運、陸修靜共處廬山的那種文化氣氛，設想出他們幾個人在一起的各種情景。由頭也是有一點的，例如陶淵明應該是認識慧遠的，但他與慧遠的幾個徒弟關系不好，對慧遠本人的思想也頗多牴牾，因此交情不深。倒是謝靈運與慧遠有過一段親切的交往，其時慧遠年近八旬，而謝靈運還不到而立之年，兩人相差了50來歲，雖然忘年而交，令人感動，畢竟難于貼心，難于綿延。這些由頭，到了后人嘴里，全都渾然一體了。例如唐代的佛學史乘中已記述謝靈運與慧遠一起結社，而事實上慧遠結社之時激才6歲。流傳特別廣遠的故事是慧遠、陶淵明、陸修靜三人過從甚密，一次陶、陸兩人來東林寺訪慧遠，慧遠歷來送客不過門前虎溪，這次言談忘情，竟送過了虎溪，這就使后山的老虎看得不習慣了，吼叫起來，三人會意而笑，那就是中國古代極有名的佳話“虎溪三笑”。為此，李白、黃庭堅等詩人還特意寫過詩，蘇東坡還畫過《三笑圖贊》，我在鄭振譯著《插圖本中國文學史》中，也見到過一幅采自“程氏墨苑”的《虎溪三笑》圖。但究其實，陸修靜來廬山的時候，陶淵明已去世34年，而慧遠更已逝去45年。

　　我深知，道出這個故事的虛假性非常煞風景。到底是李白、蘇東坡他們高明，不僅興高采烈地為這個傳說增彩添色，而且自己也已影影綽綽地臍身在里邊。文人總未免孤獨，愿意找個山水勝處躲避起來;但文化的本性是溝通和被理解，因此又企盼著高層次的文化知音能有一種聚會，哪怕是跨越時空也在所不惜，而廬山正是這種企盼中的聚會的理想地點。

　　因此，廬山可以證明，中國文人的孤獨不是一種脾性，而是一種無奈。即便是對于隱逸之圣陶淵明，中國文人也愿意他有兩個在文化層次上比較接近的朋友交往交往，發出朗笑陣陣。有了這么一些傳說，廬山與其說是文人的隱潛處，不如說是歷代文人渴望超拔俗世而達到跨時空溝通的寄托點。于是李白、白居易、歐陽修、蘇東坡、陸游、唐寅等等文化藝術家紛來沓至，周敦頤和朱熹則先后在山崖云霧之間投入了哲學的沉思和講述。如果把時態歸并一下，廬山實在是一個鴻儒云集、智能飽和的圣地了。

　　我是坐著汽車上廬山的。在去九江的長江輪上聽一位熟悉廬山的小姐說，上廬山千萬不能坐車，一坐車就沒味，得一級一級爬石階上去才有意思。她一邊詳盡地告訴我石階的所在，一邊又開導我：“爬石階當然要比坐車花時間花力氣，但這石階也是現代修的，古人上山連這么一條好路都沒有呢。”她的話當然有道理，可是船到九江時天已擦黑，我又有一個裝著不少書籍的行李包，只略作遲疑我就向汽車站走去。廬山的車道修得很好，只見汽車一層層繞上去，氣溫一層層冷下來，沒多久，枯嶺到了。枯嶺早已儼然成為一座小城，只逛蕩一會兒就會忘了這竟然是在山頂。但終究又會醒過神來，覺得如此快捷地上一趟廬山，下榻在一個規模不小的賓館里，實在有點對不起古人。是啊，連船上不相識的小姐都拿著古人來誘惑我，而我還是貪圖了方便。一方便，也就丟棄了它對人們的阻難，也就隨之丟棄了它對世俗的超拔，那還能構得成跨時空的精神溝通么?

　　古代文人上廬山，自然十分艱苦。他們只憑著兩條腿，爬山涉溪、攀藤跳溝。當時的山，道路依稀，食物匾乏，文人學士都不強壯，真不知如何在山上苦熬苦捱。

　　余秋雨散文：沙原隱泉

　　沙漠中也會有路的，但這兒沒有。遠遠看去，有幾行歪歪扭扭的腳印。順著腳印走罷，但不行，被人踩過了的地方，反而松得難走。只能用自己的腳，去走一條新路。回頭一看，為自己長長的腳印高興。不知這行腳印，能保存多久?

　　擋眼是幾座巨大的沙山。只能翻過它們，別無他途。上沙山實在是一項無比辛勞的苦役。剛剛踩實一腳，稍一用力，腳底就松松地下滑。用力越大，陷得越深，下滑也越加厲害。才踩幾腳，已經氣喘，渾身惱怒。在浙東山區長大，在幼童時已能歡快地翻越大山。累了，一使蠻勁，還能飛奔峰巔。這兒可萬萬使不得蠻勁。軟軟的細沙，也不硌腳，也不讓你碰撞，只是款款地抹去你的全部氣力。你越發瘋，它越溫柔，溫柔得可恨之極。無奈，只能暫息雷霆之怒，把腳底放輕，與它廝磨。

　　要騰騰騰地快步登山，那就不要到這兒來。有的是棧道，有的是石階，千萬人走過了的，還會有千萬人走。只是，那兒不給你留下腳印，屬于你自己的腳印。來了，那就認了罷，為沙漠行走者的公規，為這些美麗的腳印。

　　心氣平和了，慢慢地爬。沙山的頂越看越高，爬多少它就高多少，簡直像兒時追月。已經擔心今晚的棲宿。狠一狠心，不宿也罷，爬!再不理會那高遠的目標了，何必自己驚嚇自己。它總在的，不看也在。還是轉過頭來看看自己已經走過的路罷。我竟然走了那么長，爬了那么高。腳印已像一條長不可及的綢帶，平靜而飄逸地劃下了一條波動的曲線，曲線一端，緊系腳下。完全是大手筆，不禁欽佩起自己來了。不為那山頂，只為這已經劃干的曲線，爬。不管能抵達哪兒，只為已耗下的生命，爬。無論怎么說，我始終站在已走過的路的頂端。永久的頂端，不斷浮動的頂端，自我的頂端，未曾后退的頂端。沙山的頂端是次要的。爬，只管爬。

　　腳下突然平實，眼前突然空闊，怯怯地抬頭四顧，山頂還是被我爬到了。完全不必擔心棲宿，西天的夕陽還十分燦爛。夕陽下的綿綿沙山是無與倫比的天下美景。光與影以最暢直的線條流瀉著分割，金黃和黛赭都純凈得毫無斑駁，像用一面巨大的篩子篩過了。日夜的鳳，把山脊、山坡塑成波蕩，那是極其款曼平適的波、不含一絲漣紋。于是，滿眼皆是暢快，一天一地都被鋪排得大大方方、明明凈凈。色彩單純到了圣潔，氣韻委和到了崇高。為什么歷代的僧人、俗民、藝術家要偏偏選中沙漠沙山來傾泄自己的信仰，建造了莫高窟、榆林窟和其他洞窟?站在這兒，我懂了。我把自身的頂端與山的頂端合在一起，心中鳴起了天樂般的梵唄。

　　剛剛登上山脊時，已發現山腳下尚有異相，舍不得一眼看全。待放眼鳥瞰一過，此時才敢仔細端詳。那分明是一彎清泉，橫臥山底。動用哪一個藻飾詞匯，都會是對它的褻瀆。只覺它來得莽撞，來得怪異，安安靜靜地躲坐在本不該有它的地方，讓人的看了很久還不大能夠適應。再年輕的旅行者，也會像一位年邁慈父責斥自己深深鐘的女兒一般，道一聲：你怎么也跑到這里!

　　是的，這無論如何不是它來的地方。要來，該來一道黃濁的激流，但它是這樣的清澈和寧謐。或者，干脆來一個大一點的湖泊，但它是這樣的纖瘦和婉約。按它的品貌，該落腳在富春江畔，雁蕩山間，或是從虎跑到九溪的樹蔭下。漫天的飛沙，難道從未把它填塞?夜半的颶風，難道從未把它吸干?這里可曾出沒過強盜的足跡，借它的甘泉賴以為生?這里可曾蜂聚過匪幫的馬隊，在它身邊留下一片污濁?

　　我胡亂想著，隨即又愁云滿面。怎么走近它呢?我站立峰巔，它委身山底;向著它的峰坡，陡峭如削。此時此刻，剛才的攀登，全化成了悲哀。向往峰巔，向往高度，結果峰巔只是一道剛能立足的狹地。不能橫行，不能直走，只享一時俯視之樂，怎可長久駐足安坐?上已無路，下又艱難，我感到從未有過的孤獨與惶恐。世間真正溫煦的美色，都熨帖著大地，潛伏在深谷。君臨萬物的高度，到頭來只構成自我嘲弄。我已看出了它的譏謔，于是急急地來試探下削的陡坡。人生真是艱難，不上高峰發現不了它，上了高峰又不能與它近乎。看來，注定要不斷地上坡下坡、上坡下坡。

　　咬一咬牙，狠一狠心。總要出點事了，且把脖子縮緊，歪扭著臉上肌肉把腳伸下去。一腳，再一腳，整個骨骼都已準備好了一次重重的摔打。然而，奇了，什么也沒有發生。才兩腳，已嗤溜下去好幾米，又站得十分穩當。不前摔，也不后仰，一時變作了高加索山頭上的普羅米修斯。再稍用力，如入慢鏡頭，跨步著舞蹈，只十來下就到了山底。實在驚呆了：那么艱難地爬了幾個時辰，下來只是幾步!想想剛才伸腳時的悲壯決心，啞然失笑。康德所說的滑稽，正恰是這種情景。

　　來不及多想康德了，急急向泉水奔去。一灣不算太小，長可三四百步，中間最寬處，相當一條中等河道。水面之下，飄動著叢叢水草，使水色綠得更濃。竟有三只玄身水鴨

　　余秋雨散文：洞庭一角

　　中國文化中極其奪目的一個部位可稱之為“貶官文化”。隨之而來，許多文化遺跡也就是貶官行跡。貶官失了寵，摔了跤，孤零零的，悲劇意識也就爬上了心頭;貶到了外頭，這里走走，那里看看，只好與山水親熱。這一來，文章有了，詩詞也有了，而且往往寫得不壞。過了一個時候，或過了一個朝代，事過境遷，連朝廷也覺得此人不錯，恢復名譽。于是，人品和文品雙全，傳之史冊，誦之后人。他們親熱過的山水亭閣，也便成了遺跡。地因人傳，人因地傳，兩相幫襯，俱著聲名。

　　例子太多了。這次去洞庭湖，一見岳陽樓，心頭便想;又是它了。1046年，范仲淹倡導變革被貶，恰逢另一位貶在岳陽的朋友股子京重修岳陽樓罷，要他寫一篇樓記，他便借樓寫湖，憑湖抒懷，寫出了那篇著名的《岳陽樓記》。直到今天，大多數游客都是先從這篇文章中知道有這么一個樓的。文章中“先天下之憂而優，后天下之樂而樂”這句話，已成為一般中國人都能隨口吐出的熟語。

　　不知哪年哪月，此景此樓，已被這篇文章重新構建。文章開頭曾稱頌此樓“北通巫峽，南極瀟湘”，于是，人們在樓的南北兩方各立一個門坊，上刻這兩句話。進得樓內，巨幅木刻中堂，即是這篇文章，書法厚重暢麗，灑以綠粉，古色古香。其他后人題詠，心思全圍著這篇文章。

　　這也算是個有趣的奇事：先是景觀被寫入文章，再是文章化作了景觀。借之現代用語，或許可說，是文化和自然的互相生成罷。在這里，中國文學的力量倒顯得特別強大。

　　范仲淹確實是文章好手，他用與洞庭湖波濤差不多的節奏，把寫景的文勢張揚得滾滾滔滔。游人仰頭讀完《岳陽樓記》的中堂，轉過身來，眼前就會翻卷出兩層浪濤，耳邊的轟鳴也更加響亮。范仲淹趁勢突進，猛地遞出一句先優后樂的哲言，讓人們在氣勢的卷帶中完全吞納。

　　地是，浩森的洞庭湖，一下子成了文人騷客胸襟的替身。人們對著它，想人生，思榮辱，知使命，游歷一次，便是一次修身養性。

　　胸襟大了，洞庭湖小了。

　　但是，洞庭湖沒有這般小。

　　范仲淹從洞庭湖講到了天下，還小嗎?比之心胸揪隘的文人學子，他的氣概確也令人驚嘆，但他所說的天下，畢竟只是他胸中的天下。

　　大一統的天下，再大也是小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于是，優耶樂耶，也是丹墀金鑾的有限度延伸，大不到哪里去。在這里，儒家的天下意識，比之于中國文化本來具有的宇宙意識，逼仄得多了。

　　而洞庭湖，則是一個小小的宇宙。

　　你看，正這么想著呢，范仲淹身后就閃出了呂洞賓。岳陽樓旁側，躲著一座三醉亭，說是這位呂仙人老來這兒，弄弄鶴，喝喝酒，可惜人們都不認識他，他便寫下一首詩在岳陽樓上：

　　朝游北海暮蒼梧，

　　袖里青蛇膽氣粗。

　　三醉岳陽人不識，

　　朗吟飛過洞庭湖。

　　他是唐人，題詩當然比范仲淹早。但是范文一出，把他的行跡掩蓋了，后人不平，另建三醉亭，祭祀這位道家始祖。若把范文、呂詩放在一起讀，真是有點“秀才遇到兵”的味道，端莊與頑潑，執著與曠達，悲壯與滑稽，格格不入。但是，對著這么大個洞庭湖，難道就許范仲淹的朗聲悲抒，就不許呂洞賓的仙風道骨?中國文化，本不是一種音符。

　　呂洞賓的青蛇、酒氣、縱笑，把一個洞庭湖攪得神神乎乎。至少，想著他，后人就會跳出范仲淹，去捉摸這個奇怪的湖。一個游人寫下一幅著名的長聯，現也鐫于樓中：

　　一樓何奇，杜少陵五言絕唱，范希文兩字關情，滕子京百廢俱興，呂純陽三過必醉。詩耶?儒耶?史耶?仙耶?前不見古人，使滄然淚下。

　　諸君試看，洞庭湖南極瀟湘，揚子江北通巫峽，巴陵山西來爽氣，岳州城東道巖疆。潴者，流者，峙者，鎮者，此中有真意，問誰領會得來?

　　他就把一個洞庭湖的復雜性、神秘性、難解性，寫出來了。眼界宏闊，意象紛雜，簡直有現代派的意韻。

　　那么，就下洞庭湖看看罷。我登船前去君山島。

　　這天奇熱。也許洞庭湖的夏天就是這樣熱。沒有風，連波光都是灼人燙眼的。記起了古人名句：“氣蒸云夢澤，波撼岳陽樓”，這個“蒸”字，我只當俗字解。

　　丹納認為氣候對文化有決定性的影響，我以前很是不信。但一到盛暑和嚴冬，又傾向于信。范仲淹寫《岳陽樓記》是九月十五日，正是秋高氣爽的好天氣。

　　余秋雨散文：白蓮洞

　　寫完《柳侯祠》，南去20里，去看白蓮洞。

　　先30余年，兩位古人類學家到這里作野外考察。他們拿著小耙東掘掘、西挖挖。突然，他們的手停住了，在長時間的靜默中，3萬年悄悄回歸，人們終于知道，這個普通的溶洞，曾孕育過遠古人類的一個重要系脈。

　　今天，至少亞洲的許多人類學家都在研究他們的種族與“白蓮洞人”的血緣關系。更浪漫的學者甚至把聯系的長線拉上了南美洲的地圖。

　　在我看來，諸般學問中，要數考古學最有詩意。難怪不少中外大詩人兼通此道。白蓮洞要末不進，進去便是半個詩人。

　　我走進洞口。

　　不知是哪一天，哪一個部落，也偶然走進了洞口。一聲長嘯，一片歡騰。他們驚懼地打量過洞內黑森森的深處，野獸的鳴叫隱隱傳出。他們疑慮地仰望過洞頂的鐘乳石，不知它們會帶來什么災禍。但是，不管了，握起尖利的石塊朝前走，這里是該我們的家。

　　洞內的猛獸早已成群結隊，與人類爭奪這個天地。一場惡斗，一片死寂。一個部落被吞沒了，什么也沒有留下。又不知過了多少年月，又一個部落發現了這個洞穴，仍然是一場惡斗，一片死寂。終于，有一次，在血肉堆中第一個晃晃悠悠站起來的，是人而不是獸。人類，就此完成了一次占有。

　　我跌跌撞撞往里走。

　　有聲響了。頭頂有“吱吱”的叫聲，那是蝙蝠，盤旋在洞頂;腳下有“喇喇”的水聲，那是盲魚，竄游在伏流。洞里太黑，它們都失去了，瞎撞了多少萬年。洞邊有火坑遺跡，人在這里點燃了火炬，成了唯一光明的動物。深深的黑洞在火光下映入瞳孔，這一人種也就有了烏黑的眼珠。

　　想起了一篇作品《野古馬》，寫成吉思汗留下的一個馬群始終活著，奔馳游觀，直至如今。蝙蝠和盲魚也該是先民留下的伙伴吧?那末，我是在探尋祖宅。要與蝙蝠和盲魚對話，實在顯得矯情;但是，我直盯盯地看著它們，確也心事沉沉。

　　論安逸，是它們。躲在這么個洞子里，連風暴雨雪也沒挨到一次，一代又一代，繁衍至今。人類自從與它們揖別，闖出洞口，真無一日安寧。兇猛的野獸被一個個征服了，不少伙伴卻成了野獸，千萬年來征戰不息。在這個洞中已經能夠燃起火炬，在洞外卻常有人把火炬踩滅，把寥廓的天地變成一個黑洞，長年累月無路可尋。無數的奇跡被創造出來，機巧的罪惡也駭人聽聞。宏大的世界常常變成一個孤島，喧騰的人生有時比洞中還要冷清。

　　洞中有一石幔，上嵌珊瑚、貝殼、海螺化石無數，據測定，幾億年前，這兒曾是海底。對這堵石幔來說，人類的來到、離去、重返，確實只是一瞬而已。

　　溫軟的手指觸摸著堅硬的化石，易逝的生命叩問著無窮的歷史。理所當然，幾萬年前的祖先也觸摸過它，發出過疑問。我的疑問，與他們相差無幾：我們從何處來到這里?又從這里走向何處?

　　也許是對洞穴的早期占有，使人類與洞穴有了怪異的緣分。據1987年世界民意測驗研究所對800萬美國人的調查，許多瀕死復生的人追述，臨近死亡時，人的朦朧意識也就是進入一個黑洞：

　　它們覺得自已被一股旋風吸到了一個巨大的黑洞口，并且在黑魆魆的洞里飛速向前沖去。而且覺得自己的身體被牽拉、擠壓，洞里不時出現嘈雜的音響。這時，他們的心情更加平靜。

　　……黑洞盡頭隱隱約約閃爍著一束光線，當他們接近這束光線時，覺得它給予自己一種純潔的情。

　　可見，人類最后還得回到洞穴中的老家。我們的遠祖辛辛苦苦找到了這個家，流血流汗經營了這個家，總得回去，也算葉落歸根。據天文學家說，茫茫宇宙間也有一個深不可測的黑洞，神奇地吸納著萬物，裹卷著萬物，吞噬著萬物。地球和人類，難保哪一天不投入它的懷抱。

　　依我看，神秘的太極圖，就像一個渦卷萬物的洞口。一陰一陽呈旋轉形，什么都旋得進去。太極圖是無文字的先民的隆重遺留，人類有文字才數千年，而在無文字的天地里卻摸索了數十萬年。再笨，再傻，數十萬年的捉摸也夠凝結成至高的智慧。

　　不管怎么說，走向文明的人類，深層意識中也會埋藏著一個洞穴的圖騰。

　　“芝麻，開門!”一個巨大的寶庫就在洞穴之中。幾乎是各民族的民間傳說，都把自己物欲乃至精神的理想，指向一個神秘的洞穴。無數修道者在洞穴中度過一生，在那里構造著人生與宇宙的平衡。嫉世憤俗的基度山伯爵，會聚著新興資產者的理想，向一個洞穴進發，然后又在那里，指揮若定，揮灑著人性的偉力。

　　
看過“余秋雨散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