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作為我國九十年代的一位著名散文作家,他的影響力堪稱一絕,下面就是小編給大家整理的余秋雨散文力作，希望大家喜歡。

　　余秋雨散文力作：夜航船

　　我的書架上有一部明代文學家張岱的《夜航船》。這是一部許多學人查訪終身而不得的書，新近根據寧波天一閣所藏抄本印出。書很厚，書脊顯豁，插在書架上十分醒目。文學界的朋友來寒舍時，常常誤認為是一部新出的長篇小說。這部明代小百科的書名確實太有意思了，連我自己巡脧書架時也常常會讓目光在那里頓一頓，耳邊響起[矣欠]乃的櫓聲。

　　夜航船，歷來是中國南方水鄉苦途長旅的象征。我的家鄉山嶺叢集，十分閉塞，卻有一條河流悄然穿入。每天深夜，總能聽到篤篤篤的聲音從河畔傳來，這是夜航船來了，船夫看到岸邊屋舍，就用木棍敲著船幫，招喚著準備遠行的客人。山民們夜夜聽到這個聲音，習以為常，但終于，也許是身邊的日子實在是混不下去了，也許是憨拙的頭腦中突然卷起了幻想的波瀾，這篤篤篤的聲音產生了莫大的誘惑。不知是哪一天，他們吃過一頓稍稍豐盛的晚餐，早早地收拾好簡薄的行囊，與妻兒們一起坐在閃爍的油燈下等候這篤篤聲。

　　當敲擊船幫的聲音終于響起時，年幼的兒子們早已歪歪扭扭地睡熟，山民粗粗糙糙地挨個兒摸了一下他們的頭，隨即用拳頭擦了擦眼角，快步走出屋外。蓬頭散發的妻子提著包袱跟在后面，沒有一句話。

　　外出的山民很少有回來的。有的妻子，實在無以為生了，就在丈夫上船的河灘上，抱著兒子投了水。這種事一般發生在黑夜，慘淡的月光照了一下河中的漣漪，很快什么也沒有了。過不了多久，夜航船又來了，仍然是篤篤篤、篤篤篤，慢慢駛過。

　　偶爾也有些叫人羨慕的信息傳來。鄉間竟出現了遠途而來的老郵差，手中拿著一封夾著匯票的信。于是，這家人家的木門檻在幾天內就會跨進無數雙泥腳。夜間，夜航船的敲擊聲更其響亮了，許多山民開始失眠。

　　幾張匯票使得鄉間有了私塾。一些幸運的孩子開始跟著一位外鄉來的冬烘先生大聲念書。進私塾的孩子有時也會被篤篤聲驚醒，翻了一個身，側耳靜聽。這聲音，與山腰破廟里的木魚聲太像了，那是祖母們向往的聲音。

　　二

　　一個坐夜航船到上海去謀生的人突然成了暴發戶。他回鄉重修宅院，為了防范匪盜，在宅院四周挖了河，筑一座小橋開通門戶。宅院東側的河邊，專修一個船碼頭，夜航船每晚要在那里停靠，他們家的人員貨物往來多得很。夜航船專為他們辟了一個精雅小艙，經常有人從平展展的青石階梯上下來，幾個傭人挑著足夠半月之用的食物上船。有時，傭人手上還會提著一捆書，這在鄉間是稀罕之物。山民們傻想著小艙內酒足飯飽、展卷臥讀的神仙日子。船老大也漸漸氣派起來。我家鄰村就有一個開夜航船的船老大，早已成為全村艷羨的腳色*。過去，坐他船的大多是私鹽販子，因此航船經常要在沿途受到緝查。緝查到了，私鹽販子總被捆綁起來，去承受一種叫做“趲杠”的酷刑。這種酷刑常常使私鹽販子一命嗚呼。船老大也會被看成是同伙，雖不做“趲杠”，卻要吊打。現在，緝查人員攔住夜航船，見到的常常是神態高傲的殷富文士，只好點頭哈腰連忙放行。船老大也就以利言相譏，出一口積壓多年的鳥氣。

　　每次船老大回村，總是背著那支大櫓。航船的櫓背走了，別人也就無法偷走那條船。這支櫓，就像現今小汽車上的鑰匙。船老大再勞累，背櫓進村時總把腰挺得直直的，擺足了一副凱旋的架勢。放下櫓，草草洗過臉，就開始喝酒。燈光亮堂，并不關門，讓亮光照徹全村。從別的碼頭順帶捎來的下酒菜，每每引得鄉人垂涎欲滴。連灌數盅后他開始講話，內容不離這次航行的船客，談他們的風雅和富有。

　　三

　　好多年前，我是被夜航船的篤篤聲驚醒的孩子中的一個。如果是夏夜，我會起身，攀著窗沿去看河中那艘扁黑的船，它走得很慢，卻總是在走。聽大人說，明天傍晚就可走到縣城。縣城準是大地方，河更寬了，船更多了，一條條晶亮晶亮的水路，再也沒有泥淖和雜藻，再也沒有土岸和殘埠，直直地通向天際。

　　第二天醒來，急急趕到船老大家，去撫摩那支大櫓。大櫓上過桐油，天天被水沖洗，非常干凈。當時私塾已變成小學，學校的老師都是坐著航船來的，學生讀完書也要坐著航船出去。整個學校，就像一個船碼頭。

　　櫓聲[矣欠]乃，日日夜夜，山村流動起來了。

　　夜航船，山村孩子心中的船，破殘的農村求援的船，青年冒險家下賭注的船，文化細流浚通的船。

　　船頭畫著兩只大大的虎眼，犁破狹小的河道，濺起潑刺刺的水聲。

　　四

　　這下可以回過頭來說說張岱的《夜航船》了。

　　這位大學者顯然是夜航船中的常客。他如此博學多才，不可能長踞一隅。在明代，他廣泛的游歷和交往，不能不經常依靠夜航船。次數一多，他開始對夜航船中的小世界品味起來。

　　船客都是萍水相逢，無法作切己的深談。可是船中的時日緩慢又無聊，只能以閑談消遣。當時遠非信息社會，沒有多少轟動一時的新聞可以隨意評說，談來談去，以歷史文化知識最為相宜。中國歷史漫長，文物典章繁復，談資甚多。稍稍有點文化的人，正可借此比賽和炫示學問。一來二去，獲得一點暫時的滿足。

　　張岱是紹興人，當時紹興府管轄八縣，我的家鄉余姚正屬其中。照張岱說法，紹興八縣中數余姚文化氣息最濃，后生小子都得讀書，結果那里各行各業的人對于歷史文物典章，知之甚多，一旦聚在夜航船中，談起來機鋒頗健，十分熱鬧。因此，這一帶的夜航船，一下去就像進入一個文化賽場。

　　他在《夜航船序》里記下了一個有趣的故事：

　　昔有一僧人，與一士子同宿夜航船。士子高談闊論，僧畏懾， 　　拳足而寢。僧人聽其語有破綻，乃曰：“請問相公，澹臺滅明是一 　　個人、兩個人?”士子曰：“是兩個人。”僧曰：“這等堯舜是一 　　個人、兩個人?”士子曰：“自然是一個人!”僧乃笑曰：“這等 　　說起來，且待小僧伸伸腳。”

　　你看，知識的優勢轉眼間就成了占據鋪位的優勢。這個士子也實在是丟了吾鄉的臉，不知道“澹臺”是復姓倒也罷了，把堯、舜說成一個人是不可原諒的。讓他縮頭縮腳地蜷曲著睡，正是活該。但是，夜航船中也有不少真正的難題目，很難全然對答如流而不被人掩口恥笑。所以連張岱都說：“天下學問，唯夜航船中最難對付。”

　　于是，他發心編一部初級小百科，列述一般中國文化常識，使士子們不要在類似于夜航船這樣的場合頻頻露丑。他把這部小百科名之曰《夜航船》，當然只是一個瀟灑幽默的舉動，此書的實際效用遠在閑談場合之上。

　　五

　　但是，張岱的勞作，還是讓我們看到了一種有趣的“夜航船文化”。這又是中國文化的一個可感嘆之處。

　　在緩慢的航行進程中，細細品嘗著已逝的陳跡，哪怕是一些瑣碎的知識。不惜為千百年前的細枝末節爭得臉紅耳赤，反正有的是時間。中國文化的進程，正像這艘夜航船。

　　船頭的浪，潑不進來;船外的風，吹不進來;航行的路程，早已預定。談知識，無關眼下;談歷史，拒絕反思。十年寒窗，竟在談笑爭勝間消耗。把船櫓托付給老大，士子的天地只在船艙。一番譏刺，一番炫耀，一番假惺惺的欽佩，一番自命不凡的陶醉，到頭來，爭得稍大一點的一個鋪位，倒頭便睡，換得個夢中微笑。

　　第二天，依然是這般喧鬧，依然是這般無聊。船一程程行去，歲月一片片消逝，永遠是喧鬧的無聊，無聊的喧鬧。

　　我一次次撫摩過的船櫓，竟是劃出了這樣一條水路?我夢中的亮晶晶的水路，竟會這般黯然?

　　幸好，夜航船終于慢吞吞地走到了現代。吾鄉的水路有了一點好的征兆：幾位大師上船了。

　　我仿佛記得曾坐小船經過山-陰-*道，兩岸邊的烏桕，新禾，野花，雞，狗，叢樹和枯樹，茅屋，塔，伽藍，農夫和村婦，村女，曬著的衣裳，和尚，蓑笠，天，云，竹，……都倒影在澄碧的小河中，隨著每一打槳，各各夾帶了閃爍的日光，并水里的萍藻游魚，一同蕩漾。

　　諸影諸物，無不解散，而且搖動，擴大，互相融和;剛一融和，卻又退縮，復近于原形。邊緣都參差如夏云頭，鑲著日光，發出水銀色*焰。

　　--這是魯迅在船上。

　　夜間睡在艙中，聽水聲櫓聲，來往船只的招呼聲，以及鄉間的犬吠雞鳴，也都很有意思。雇一只船到鄉下去看廟戲，可以了解中國舊戲的真趣味，而且在船上行動自如，要看就看，要睡就睡，要喝酒就喝酒，我覺得也可以算是理想的行樂法。

　　--這是周作人在船上。他不會再要高談闊論的旅伴，只求個人的清靜自由。

　　早春晚秋，船價很便宜，學生的經濟力也頗能勝任。每逢星期日，出三四毛錢雇一只船，載著二三同學，數冊書，一壺茶，幾包花生米，與幾個饅頭，便可優游湖中，盡一日之長。……隨時隨地可以吟詩作 　　畫。“野航恰受兩三人。”“恰受”兩字的狀態，在這種船上最充分地表出著。

　　--這是豐子愷在船上。他的船又熱鬧了，但全是同學少年，優游于藝術境界。

　　這些現代中國的航船雖然還是比較平緩、狹小，卻終于有了明代所不可能有的色*澤和氣氛。

　　仍然想起張岱。他的驚人的博學使他以一人之力編出了一部百科全書式的《夜航船》，在他死后24年，遠在千里之外的法國誕生了狄德羅，另一部百科全書將在這個人手上編成。這部百科全書，不是談資的聚合，而是一種啟蒙和挺進。從此，法國精神文化的航船最終擺脫了封建社會的黑夜，進入了一條新的河道。張岱做不到這地步，過錯不在他。

　　說到底，他的書名還是準確的：《夜航船》。

　　我，難道真的被夜航船的篤篤聲敲醒過嗎?它的聲響有多大呢?我疑惑了。

　　記得有一天深夜，幼小的我與祖母爭執過：我說這篤篤聲是航船，她說這篤篤聲是木魚。究竟是什么呢?都是?都不是?抑或兩者本是同一件事?

　　祖母早已亡故。也許，我將以一輩子，索解這個迷。----選自《文化苦旅》知識出版社·上海1992年

　　余秋雨散文力作：這里真安靜

　　我到過一個地方，神秘得像寓言，抽象得像夢境。

　　很多長住新加坡的人都不知道有這么個地方，聽我一說，驚訝萬分。

　　是韓山元先生帶我去的。韓先生是此地一家大報的高級編輯，又是一位滿肚子掌故的鄉土歷史學家。那天早晨，他不知怎么摸開了我住所的大鐵門，從花園的小道上繞到我臥室的南宮下，用手指敲了敲窗框。我不由林然一驚，因為除了一位輕手輕腳的馬來亞園丁，還從來沒有人在這個窗下出現過。

　　他朝我詭秘地一笑，說要帶我去一個很少有人知道的奇怪地方。我相信了他，他一定會發現一點什么的，就沖他繞來繞去繞到我這個窗下的勁頭。

　　我打開大門，那里還等著兩位女記者，韓先生的同事，也算我在這里的學生。她們都還年輕，對探幽索秘之類的事，興趣很大。于是，一行四人。

　　其實韓先生也不太記得路了。在車上他托著下巴，支支吾吾地回憶著、囁嚅著。駕車的女記者每到岔道口就把車速放慢，好讓他猶豫、判斷、罵自己的記性。韓先生尋路的表情越艱難，目的地也就變得越僻遠、越離奇。

　　目的地竟是一個墳地。

　　新加坡的墳地很多，而且都很堂皇。漂泊者們葬身他鄉已經夠委屈的了，哪能不盡量把墳地弄得氣派一點?但是，這個墳地好生奇特，門面狹小，黑色的舊鐵欄萎萎縮縮。進得里面才發現占地不小，卻冷冷清清不見一個人影。一看幾排墓碑就明白，這是日本人的墳地。

　　“世界上沒有哪一個墳地比它更節儉的了。你看這個碑”，韓先生用手一指，那只是許多墓碑中的一個矮小的方尖碑，上面刻著六個漢字：

　　納骨一萬余體

　　碑下埋著的，是一萬余名侵略東南亞的“皇軍”的骨灰。

　　“再看那邊，”順著韓先生的指點，我看到一片廣闊的草地上，鋪展著無數星星點點的小石樁，“一個石樁就是一名日本妓女，看有多少!”

　　用不著再多說話，我確實被震動了。人的生命，能排列得這樣緊縮，擠壓得這樣局促么?而且，這又是一些什么樣的生命啊。一個一度把亞洲攪得暈暈乎乎的民族，將自己的媚艷和殘暴揮灑到如此遙遠的地方，然后又在這里劃下一個悲劇的句號。多少情笑和吶喊，多少脂粉和鮮血，終于都喑啞了，凝結了，凝結成一個角落，凝結成一種躲避，躲避著人群，躲避著歷史，只懷抱著茂草和鳥鳴，懷抱著羞愧和罪名，不聲不響，也不愿讓人靠近。

　　是的，竟然沒有商人、職員、工人、旅游者、水手、醫生躋身其間，只有兩支最喧鬧的隊伍，浩浩蕩蕩，消失在這么一個不大的園子里。我們不能不把腳步放輕，怕踩著了什么。腳下，密密層層的萬千靈魂間，該隱埋著幾堆日本史，幾堆南洋史，幾堆風流史，幾堆侵略史。每一堆都太艱深，于是只好由艱深歸于寧靜，像一個避世隱居、滿臉皺紋的老人，已經不愿再哼一聲。

　　到底是日本人，擠到了這么一個地方，依然等級森嚴。

　　一般士兵只立集體墓碑。除了“納骨一萬余體”外，還有一個含糊其詞的所謂 “作業隊殉難者之碑”，也是一個萬人碑，為太平洋戰爭時戰死的士兵而立。另一個“陸海軍人軍屬留魂之碑”，則是馬來西亞戰爭中戰死日軍的集體墓，原在武吉知馬山上，后被抗日人士炸毀，日本人在碎墟中打點收拾殘骨，移葬這里。

　　軍曹、兵長、伍長，乃至準尉級的仕官，皆立個人墓碑。一根根細長的木樁緊緊地排著，其中稍稍高出周圍的是準尉。

　　以上均立石碑，到了高級軍銜大佐，則立大理石碑。

　　讓開這所有的群體，獨個兒遠遠地坐東面西的，則是赫赫有名的日本陸軍元帥、日本南方軍總司令寺內壽一的大墓。這座墓，傲氣十足，俯瞰著自己的數萬屬下。

　　作為一個中國人，我對寺內壽一這個名字十分敏感。1937年7月7日蘆溝橋事變后，寺內壽一曾被任命為日本華北方面軍司令官，在他的指揮下，日軍由北平進占山西、陜西、甘肅，直取蘭州。在著名的平型關戰役中遭受中國軍隊慘重打擊的板垣師團，也屬于他的部下。這么一個把古老的黃河流域整個兒浸入血泊的軍閥，最終竟然躲到了這個角落!

　　我呆呆地佇立著，死死地看著這座墓。我深知，幾乎未曾有過中國人，會轉彎抹角地找到這里，盯著它看。那么，今天也算是你寺內元帥與中國人的久別重逢吧。你躲藏得好偏僻，而我的目光背后，應是華北平原的萬里云天。

　　寺內壽一改任南方派遣軍總司令是在1941年10月東條英機上臺組閣之后，他與山本五十六的海軍聯合艦隊相配合，構成了震動世界的太平洋戰爭。他把他在華北的兇殘傾泄到了南洋，從西貢直搗新加坡。他的死亡是在日本投降之后，死因是腦溢血。

　　元帥的死亡，震動了當時由英軍看守的日軍戰俘營。正是那些早就被解除武裝、正在受到公審、正在受到全世界唾罵的戰俘，張羅著要為寺內壽一筑墳，而且是筑一座符合元帥身份的墳。從我接觸到的一些資料看，為了眼前這座墳，當時日軍戰俘營里所發生的事，今天想來依然觸目驚心。

　　這些戰俘白天在英軍的監視下做苦工，到了夜晚空下來，就聚集在宿舍里密謀。他們決定，寺內壽一的墓碑必須采用柔佛(今屬馬來西亞)南部的一座石山上的石料，因為這座石山上曾發生過日軍和英澳聯軍的激戰，好多石塊就浸染了日本軍人的鮮血。他們要悄悄派出幾個目睹當年激戰的人去，確定當年日軍流血最多的地方，再從那里開采巨石，躲過人們耳目，拼死長途運來。

　　這些戰俘開始行動了。他們正兒八經向看守他們的英國軍官提出申請，說想自己動手修建戰俘營的宿舍，需要到外面去采伐、搬運一些木料石料。同時，他們又搜集身邊帶著的日本小玩意兒來籠絡英軍及其家屬。英軍同意了他們的申請，結果他們開始大規模地采運石料，不僅為寺內壽一，而且為其他戰死的日軍筑墳。柔佛那方染血的巨石完全不像修宿舍的材料，只能在星夜秘密偷運。運到離現在墓地8公里之外一座荒棄的橡膠園里，搭起一個帳篷，用兩天時間刻琢碑文，刻好之后又運到墓地，恭恭敬敬豎好，澆上水泥加固。我現在死死盯著看的，就是這個墓碑。　　這一切，竟然都是一個戰敗國的俘虜們偷偷做成的，實在讓人吃驚。我想，如果有哪位電影大師拍一部影片，就表現一群戰俘在黑夜偷運染血巨石來作元帥墓碑的艱苦行程，一定會緊扣人心。山道上，椰林下，低聲的呼號，受過傷的肩膀，勒入肌肉的麻繩，搖晃的腳步，警覺的耳朵，尤其是月光下，那一雙雙不肯認輸服罪的眼睛……

　　資料告訴我，即使在國際法庭公審和處決戰犯之后，那些日軍戰俘，竟還想盡各種辦法，通過各種途徑，弄到了每一戰犯處決時灑血的泥土，匯集起來到這個墳地“下葬”，豎起一個“殉難烈士之碑”。這個碑，我進人墓園不久就看到了的，不知底細的人怎會知道“烈士”是誰?

　　韓山元先生曾聽守墓人說，別看這個墳地冷清，多年來，總有一些上年歲的人專程從日本趕來，跪倒在哪幾座墓碑前獻酒上香，然后飲泣良久。這些年，這樣的老人看不到了，或許他們也都有了自己的墓碑。于是，墳地真正冷清了，不要說戰爭，就是那星夜運石的呼號，也已成了遙遠的夢影。但是，只要你不小心走進了這個地方，在這些墓碑間巡脧一遍，你就會領受到人類精神中極其可怖的一個部分，-陰-氣森森。這里上下有序，排列整齊，傲骨嶙峋，好像還在期待著某種指令……

　　現在該來看看那些可憐的日本妓女了。

　　論資格，這些妓女要比埋在近旁的軍人老得多。大概從本世紀初年以來，日本妓女蜂擁來南洋有過幾次高|潮，每次都和日本經濟的蕭條有關。而當時的南洋，由于橡膠和錫礦的開采，經濟頗為繁榮，大批在國內不易謀生的日本少女就不遠千里，給南洋帶來了屈辱的笑顏。

　　日本女子的美貌和溫柔使她們很快壓倒了南洋各地的其他娛樂項目，轟轟烈烈地構成了一種宏大的職業。從野心勃勃的創業者到含辛茹苦的錫礦工人，都隨時隨地能找到適合自己的日本娼寮。各國、各族的嫖客，都在日本妓院中進進出出。在這個時候，日本民族在南洋的形象，顯得既柔弱又可憐。

　　既然日妓南下與日本經濟蕭條有密切關系，而經濟蕭條又是日本必須向外擴張的根本動因，那么，不妨說，日本妓女的先來和日本軍人的后到，確實存在著某種因果關系。讓他們的墳墓緊緊靠在一起，好像是故意在搭建一種歷史邏輯。

　　當日本軍隊占領南洋時，原先在這里的妓女再加上軍妓，日妓的數量更是達到空前，連著名的南華女子中學也解散而成了日本藝妓館。這簡直成了一支與“皇軍” 可以并駕齊驅的隊伍，有人戲稱為“大和部隊”。據說還有一位日本官員故意向寺內壽一總司令報告：“大和部隊已經打進來了。”寺內壽一因此而把不少軍妓遣送回國，但日本妓女真正在南洋的銳減，則是在日本投降之后。這些已經夠屈辱了的女子，無法在更屈辱的大背景下繼續謀生了。事實上，即便是戰敗的苦難，她們也比軍閥們受得深，盡管她們遠不是戰爭的發動者，也沒有因戰爭而有任何得益。

　　日本妓女在南洋的悲慘命運，已由電影《望鄉》表現得淋漓盡致。但是依我看，那畢竟是日本人自己搞的作品。在某些歷史關節上無法冷靜地開掘。日本妓女在南洋的遭遇，只有與以后日本軍隊的占領南洋疏通起來，現代日本民族的心態和命運才能梳理得更加完整和透徹。僅僅表現她們在屈辱中思念故鄉，顯然是把題目做小了。

　　《望鄉》中一個讓人難忘的細節是，日本妓女死后安葬南洋，墓碑全都向著故鄉。但是，我在這個日本墳地中看到的情景卻完全相反：300多個妓女的墓碑，全部向著正西，沒有一座向著北方!

　　也許是不敢，也許是不愿，她們狠狠心擰過頭去，朝著另一方向躺下了，不再牽腸掛肚，不再幽恨綿綿，連眼角也不掃一掃那曾經天天思念的地方。

　　豈止不再眼巴巴地望著故鄉，在她們這么多的墓碑上，連一個真名字也沒有留下。石碑上刻著的都是“戒名”，如“德操信女”、“端念信女”、“妙鑒信女”，等等。這些姑娘，身陷可怕的泥淖之中，為了保持住一點點生命的信念，便都皈依了佛教，希望在虔誠的祈求間，留住些許朦朧的微光。但是我覺得，她們不具真名，與其說是為了佛教信仰，不如說是要隱瞞自己家族的姓氏，不使遙遠的族人因自己而招腥惹臭。

　　這種情景，與邊上那些耀武揚威地寫滿軍銜、官職的軍人墓碑有多大的差別啊。我仔細地撥開草叢，讀著那一個個姑娘自己杜撰的假名字。她們都有過鮮亮的青春，但很快都羞縮成了一枚枚瑣小的石丁，掩埋在異地的荒草中。我認出那些字來了，顯然都是死者的小姐妹們湊幾個錢托人刻上去的，卻又像死者在低聲地自報家門。她們沒什么文化，好不容易想出幾個字來，藏著點兒內心的悲涼：“忍芳信女”、 “寂伊信女”、“空寂信女”、“幽幻信女”……

　　我相信，這些墓碑群所埋藏的故事，一定比那邊的墓碑群所埋藏的故事更通人性。可惜，這些墓碑群什么資料也沒有留下，連讓我胡亂猜想的由頭也十分依稀。

　　例如，為什么這座立于昭和初年的墓碑那么精雕細刻呢，這位“信女”一定有過什么動人的事跡，使她死后能招來這么多姐妹的集資。也許，她在當時是一位才貌雙全、俠骨慈心的名妓?

　　又如，為什么這些墓碑上連一個字也沒有呢?是因為她們做了什么錯事，還是由于遭致什么意外?

　　還有，這五位“信女”的墓碑為什么要并排在一個墓基上呢?她們是結拜姐妹?顯然不僅是這個原因，因為她們必須同時死才會有這樣的墓，那么，為什么又要同時死呢?

　　這些，都一定有故事，而且是極其哀怨、極其絢麗的故事，近乎中國明清之間的秦淮諸艷。

　　發生在妓院里的故事，未必都是低下的。作為特殊的時代的一個特殊交際場所，那里會包藏著許多政治風波、金融搏斗、人生滄桑、民族恩怨乃至國際諜情。也許，日本史和南洋史的某些線頭，曾經由這些“信女”的纖纖素手綰接。我在這片草地上走了一圈又一圈，深深可惜著多少動人的故事全都化作了泥土。當地不少文學界的朋友常常與我一起嘆息當今南洋文學界成果寥寥，恕我魯莽，我建議南洋文化的挖掘者，多找找這些墳地。軍人的墳地，女人的墳地，哪怕它們藏得如此隱蔽。

　　“軍人，女人，還有文人!”韓山元先生聽我在自言自語，插了一句。　　是的，這個墳地里，除了大批軍人和女人，竟然還孤零零地插進來一個文人。

　　這位文人的墓，座落在墳地的最東邊。本來，寺內壽一的墓座東朝西，俯瞰整個墓地;但這座文人墓卻躲在寺內壽一墓的后邊，把它也當作了俯瞰的對象。

　　僅僅這一點，就使我們這幾個文人特別解氣。而且墓主還是一位挺有名的日本文學家：二葉亭四迷。我記得他的相片，留著胡子，戴著眼鏡，頭上的帽子很像中國的氈帽。我應該是在研究魯迅和周作人的時候順便了解這位文學家盼，他葬在這里，對我也是個意外。不管怎么說，整個墳地中，真正能使我產生親切感的只能是他了。

　　他的墓碑上的字也寫得漂亮，是一種真正的書法。這又使我們幾個多了一份高興。那些軍官的墓碑既然都是戰俘們偷偷張羅的，字能好到哪里去?

　　二葉亭四迷1909年2月在俄國游歷時發現患了肺結核，但是這位固執的文學家不相信醫生，胡亂自己服藥，致使病情嚴重，后由朋友幫助，轉倫敦坐輪船返日本治療。但是，他并沒有能夠到達日本，而是死在由哥倫坡駛向新加坡的途中。就這樣，他永久留在新加坡了。他進墳地是在1909年5月，不僅那些軍人的墳墓還一座也沒有，連妓女的墳墓也不會有幾座，因為當時，日本妓女還剛剛向南洋進發。

　　二葉亭四迷早早地踞守著這個墳地，他萬萬沒有料到，這個墳地以后會有這般怪異的擁擠。他更無法設想，多少年后，真正的文人仍然只有他一個，他將永久地固守著寂寞和孤單。

　　我相信，如果二葉亭四迷地下有靈，他執拗的性格會使他深深地惱怒這個環境。作為日本現實主義文學的一員大將，他最為關注的是日本民族的靈魂。他怎么能忍心，日日夜夜逼視著這些來自自己國家的殘暴軍士和可憐女性。

　　但是，二葉亭四迷也許并不想因此而離開。他有民族自尊心，他要讓南洋人民知道，本世紀客死外國的日本人，不僅僅只有軍人和女人。“還有我，哪怕只有一個：文人!”

　　不錯，文人。并沒有什么了不起，但死的時候不用像那些姑娘那樣隱姓埋名，葬的時候不用像那些軍人那樣偷偷摸摸、鬼鬼祟祟。

　　我相信，每一次妓女下葬，送葬的小姐妹們都會在整個墳地中走走，順便看看這位文學家的墓碑，盡管她們根本讀不懂他的作品;我相信，那些戰俘偷偷地把寺內壽一的墳筑在他的近側，也都會對他龍飛鳳舞的墓碑端詳良久。二葉亭四迷為這個墳地提供了陌生，提供了間離。軍樂和艷曲的渦漩中，突然冒出來一個不和諧的低沉顫音。

　　不能少了他。少了他，就構不成“軍人、女人、文人”的三相結構，就構不成一種寓言式的抽象。現在夠了，一半軍人，一半女人，最邊上居高臨下，端坐著一位最有年歲的文人。這么一座墳地，還不是寓言?

　　這個三相寓言結構竟然隱匿于鬧市，沉淀成寧靜。民族、歷史的大課題，既在這里定格，又在這里混沌。甜酸苦辣的滋味，彌漫于樹叢，彌漫于草地。鐵柵欄圍住的，簡直是個歷史的濃縮體。我走過許多地方，未曾見過如此具有概括力的所在，概括得令人有點難以置信。

　　離開墓地之后，我們的車又在鬧市間胡竄亂逛。不知怎么，大家對街上的日本人特別注意起來。

　　顯而易見，今天的日本人在這座城市地位特殊。前幾天讀到本地一位女作家的一篇作品，其中寫到一個年輕繁忙的華人母親把自己幼小的女兒托養在公婆家里，沒想到一年以后，女兒牙牙學語吐出來的第一句話不是華語，不是方言，也不是英語，而竟然是日語。原來公婆家通用的是夾著日語的英語，而日語的成分又日見提高。這位年輕的母親真正地發怒了，大聲吼道：“我不能眼看著自己十月懷胎生下來的孩子，成為一個是華人又不像華人的怪物!”

　　這種現象，在這里比較典型。日本是亞洲首富，經濟界人士競相趨附是不奇怪的。你看，就在我們的車窗外，那些最豪華的商店門口，停得最多的是日本旅游團的大客車。一大串專供旅游的人力三輪車從我們的車外慢慢前行，不用細看，坐的大多是日本人。

　　這時我心中忽起一個念頭，真想走上前去告訴那些坐在人力車上興高采烈的日本朋友;就在這座城市，一個草木掩蔭的冷僻所在，有一個墳地。無論如何，你們應該去看看的。我們剛去看過。

　　真的，你們應該去看看。

　　余秋雨散文力作：漂泊者們

　　其一

　　很難相信一座如此繁華的城市會放逐出一塊如此原始的土地，讓它孤零零地呆在一邊。從新加坡東北角的海岬雇船渡海，過不久就能看到這個島。

　　船靠岸的地方有三兩間簡陋的店鋪，一間廢棄的小學。小學操場上壅塞著幾十輛破舊轎車，據說是由于年老從城市里退休下來的，但因性能完好不忍毀棄，堆在這里，誰想逛島駛一輛走就是。車蓋車身積滿了泥灰，看來并沒有多少人來麻煩它們。

　　往里走，就是密密層層的蕉叢和椰林了。遍地滾滿了熟落的椰子，多得像河邊的鵝卵石。荒草迷離，泥淖處處，山坡上偶爾能見到一兩家人家，從山腳開始，一層柵欄，又一層柵欄，層層包圍上去，最終抵達房舍，房舍并不貼地而筑，都高踞吊腳臺上。背后屏擋著原始林，四周掩映著熱帶樹，煞似一座小小的城堡。沒見哪一座是開門的，也沒見哪一座閃現過一個人影，滿耳只是潮水般的鳥鳴。

　　這邊山崖上露出一角飛檐，似有一座小廟，趕緊找路，攀援而上。廟極小，縱橫三五步足矣，多年失修，香火卻依然旺盛。供品是幾枚染著艷色的米糕，一碟茶葉，一堆熱帶水果。另有一大疊問卜的簽條掛在墻上。直眼看去，仿佛到了中國內地的窮鄉僻壤，一樣的格局，一樣的寒傖，一樣的永恒。小廟供的是“大伯公”，一切闖南洋的中國漂泊者心中的土地神。家鄉的土地容不下他們了，他們踏上了搖擺不定的木船。但是，這群世世代代未曾離開過黃土地的軒轅氏后代怎么也舍棄不了心中的土地神，舍棄了，整個兒生命都失去平衡。因此，這兒也是大伯公，那兒也是大伯公，大大小小的土地廟一路蓋過去，千萬里海途蠕動著千萬里香火。就這么一個彈丸小島，野林荒草間，竟也不聲不響地飄浮著一縷香火。這縷香火飄得有年頭了，神位前的石鼎刻于清朝道光年間。

　　離別了土地又供奉著土地，離別了家鄉又懷抱著家鄉，那么，你們的離別又會包含著多少勇氣和無奈!在中國北方的一些山褶里有一些極端貧瘠的所在，連挑擔水都要走幾十里的來回，但那里的人家竟世世代代不肯稍有搬遷——譬如，搬遷到他們挑水的河邊。他們是土地神的奴隸，每一個初生嬰兒的啼哭都宣告著永久性的空間定位。你們倒好，背著一個土地神滿世界走，哪兒有更好的水土就在哪兒安營扎寨。你們實在是同胞中的精明人，但你們又畢竟是屈原的后代，一步三回頭，滿目眷戀，把一篇《離騷》化作了綿遠不足的生命體驗。

　　其實，這個島的真正土地神不是大伯公，而是我去拜訪的老人。他叫林再有， 80多歲，福建人。很年輕的時候就到了南洋，挑著一副擔子做貨郎。貨郎走百家，漂泊者們的需求最了然于心。

　　家家戶戶都癡癡地詢問著有沒有家鄉用慣了的那種貨品，林再有懂得這份心思，盡力一一采辦。天長日久，他的貨郎擔成了華人拴住家鄉生活方式的鎖鏈，而他的腳步，他的笑容，也成了天涯游子的最大安慰。人們向他訴說苦惱，他也就學著一一排解，于是，家家的悲歡離合都與他有了牽連。

　　漂泊者中的絕大部分是獨身男子。在離開家鄉時，他們在父老兄弟面前發了誓，成了家的，則在妻兒跟前抹了淚，下決心不混出個人樣兒不回來。但是，他們之中能有幾個真正發達，可以衣錦還鄉或挾著一大筆盤纏把全家老小接來?當時的南洋，濕褥煙瘴，精壯男子一個個倒下了，沒有親人，沒有祠堂，沒有家族的墳山。一切還是請這位貨郎四方張羅吧，林再有不知掩埋過多少失敗者的遺恨，插立過多少寫不出準確姓名的木牌。每次做完這些事，他在第二天挑著貨郎擔挨家挨戶游蕩的時候，會給大家簡略通報死者的情況，發幾聲感嘆，算是作了一篇悼詞，一篇祭文。

　　就這樣，林先生一年年老去，在地方上的威信也越來越高。他沒有擔任過任何職位，沒有積聚多少錢財，也沒有做過什么了不起的大事，但每天，只要這位身材瘦小的老貨郎還在風雨驕陽中一搖一晃，這些村落也就安定了。

　　他的住所在全島離碼頭最遠的地方，一座高爽的兩層木樓，也有幾道柵欄圍著，卻又緊貼路邊。哪家發生了什么事都來找他，他的家必須向大路敞開。柵欄門虛掩著，我輕輕推門時，老人正佝僂著身子在翻弄什么。陪我去的陳小姐以前來過這里，便大聲告訴他來了中國客人。

　　老人一聽，立即敏捷地跳將起來，伸著手朝我走來。他不是握手，而是捧著我的手輕輕撫摩著，口里喃喃說著我不能完全聽懂的福建話。然后返身進屋，顫顛顛地端出一盤切開的月餅，又移過幾案上原來就放著的一套喝功夫茶的茶具，開始細細篩茶。我猜想這些年來不大會有中國人像我這樣摸到這個小島上來逛，因此見多識廣的老人稍稍有點慌張。鐵觀音一杯杯篩下去，月餅一塊塊遞過來，一味笑著，也不問我的職業，以及為什么到新加坡來。當我實在再也吃不下月餅時，他定睛打量我是不是客氣，然后說：“那好，就看看我的家。”

　　他先領我們朝檐廊東邊走去，突然停步，嘿嘿一笑。我抬頭四顧，竟然是幾十架巨大的鐵絲籠，里邊鳥在飛翔，猴在攀援，蛇在蜿蜒，活生生一個動物園。我正待細細觀賞，他卻拉著我的手從邊門進入了屋內。屋內非常干凈，一間間看去，直到廚房。廚房一角有一個碩大冰箱，大到近似一間房子，應該稱作冰庫才合適。老人見我注意到了大冰箱，非常滿意，便又請我上樓。樓梯很陡，樓上是他家臥室，更是一塵不染。朝南有一個木架陽臺，站在那里抬眼一望，可看到小半個濃綠叢叢的島嶼。我相信，清晨或傍晚時分，老人會站在這兒細細打量自己的“領地”，雖然削看熟了的地方，有時不免也會發幾聲感嘆。大大的中國不呆，漂洋過海找到這么一個小島，在這里度過一生，又在這里埋葬。這是一個多么酸楚又多么浪漫的故事啊。老人忽然拍拍自己的頭，對我說：“你看，差點給忘了，我那兒還有房!” 說著指了指東南方向的海灘。

　　當然還得跟他去。路不近，一路上遇到不少島民，大家都恭敬地立在一邊向老人問好。老人莊重地向他們點點頭，然后趨身過去輕輕說一句：“中國來的!”他是在向他們介紹我，我都聽到了。

　　終于到了海灘，那里有一個不小的魚塘，魚塘靠海的一邊有一道堅固的閘門。到這里才知道，這是老人近年來的生活來源。這個魚塘和閘門，可以在海潮漲落之間為老人提供為數可觀的海鮮，大部分出售，小部分自享，廚房里的大冰庫該是天天常滿。問邊有一間小小的木屋，開門進去，見寬闊的床鋪，日常生活器具，乃至炊事設備，一應俱全。老人打開南富，赤道的長風鼓蕩進來，涼爽極了。海天盡頭隱隱約約處，已是印度尼西亞。不難設想，老人是經常住在這里等待潮漲潮落的，有時風雨太大，懶得回去了，就在這里過夜。他已不必出海捕魚，只是守株待兔，開出一個小小的閘門靜等魚蝦自來。海明威《老人與海》中的老人太辛苦了，我們這個老人安詳得多，中國的血統給了他一種中庸委和的生態。

　　老人在小屋里慢悠悠地對我說，現在他已不大到小屋來住了，小屋一直空著。如果我有心緒，有時間，要看點書或寫點什么的，盡可以住到這間小屋里來，與海作伴，伴海同眠，住上十天半月。

　　實在，這是一種天大的福分，要是我能夠。我一生做過許多有關居舍的夢，這間小屋，今后無疑會經常在我夢中徘徊。

　　等我們從海灘回到他的家，家門口卻等著兩個印度人。老人用英語與他們交談，才知他們是zheng府官員，前來考察這座島的開發問題了。是啊，剛才我還一直在驚訝寸金寶地的新加坡怎么會讓這樣一個島嶼荒蕪著呢。新加坡zheng府做事干脆利落，只要他們下決心開發，過不了一兩年，全島會徹底換個模樣。是成為一個國際俱樂部，一個度假別墅群，還是一個大企業的所在地，或者一個廢品處理所?這一切都不知道了，等考察之后看。這兩個官員不知從哪里打聽到老人對這個島的重要性，專程尋來了解一些資料。

　　老人聽罷，手忙腳亂地在檐廊堆雜物的桌上翻找，好半天找出幾本皺巴巴的小簿子，紙張都已發黃了，遞給官員。他沒有請這兩位高個兒印度人坐，只是仰著頭給他們說著什么，聲音輕輕的。我突然覺得有點不忍去聽，一種不可避免的事情就要發生了，一種綿長的生態就要結束了，兩個高高的印度人站在這個華族老貨郎、島的老領主面前，大大的文件夾攤開在手上，老人遞上去的黃紙小簿落在文件夾中，鐵絲籠里的動物沖著兩個膚色陌生的客人亂叫，這一切，老人都要承受了。

　　官員抄錄了一些什么，很快就走了。我們也默默站起身，準備告辭。老人進屋換了件襯衫，說“我陪你們走”。我再三推阻，他全不理會，也不關門，已經走到了路上。

　　我不知道老人平時走路是不是這樣走的，一路行去，四處打量，仰頭看看樹頂，豎耳聽聽鳥鳴，稍稍給我指點一些什么，有時又在自言自語。這神態，既像是一個領主巡行，又像是在給自己領地話別。

　　我按著他的指引、他的節奏走著，慢慢地，像是走了幾十年。貨郎擔的鈴聲，漂泊者的哭笑，拌和著一陣陣蕉風椰雨。老人走了一輩子，步態依然矯健，今天陪著我，一個不知任何詳情，只知是中國人的人，一起搖搖擺擺，走出一段歷史。說實話，我真想扶他一把，但他用不著。

　　走到碼頭了，老人并不領我到岸邊，而是拐進一條雜草繁密的小徑，說要讓我看一看“大伯公”。我說剛才已經看過，他說“你看到的一定是北坡那一尊，不一樣。”說著我們已鉆到一棵巨大無比的大樹蔭下，只見樹身有一人字形的裂口，構成一個尖頂的小門形狀，竟有級級石階通入，恍若跨入童話。石階頂端，供著一個小小的神像，銘文為“拿督大伯公”。老人告訴我，“拿督”是馬來語，意為“尊者”。從中國搬來的大伯公冠上了一個馬來尊號，也不要一座神廟，把一棵土生土長的原始巨樹當作了神廟，這實在太讓我驚奇了。老人說，當初中國人到了這兒，出海捕魚為生，命運兇吉難卜，開始懷疑北坡那尊純粹中國化的土地神大伯公是否能管轄得住馬來海域上的風波。于是他們明智地請出一尊“因地制宜”的大伯公，頭戴馬來名號，背靠扎根巨樹，完全轉換成一副土著模樣，從樹洞里張望著赤道海面上的華人檣帆。

　　老人很哲理地朝我笑笑，說：“入鄉隨俗，總得跟著變。”是啊，本來是捧著一尊傳統老神闖蕩世界，小心翼翼像捧著家譜，捧著根本，捧著一個到哪兒都散不了架的小天地。沒想到真的落腳一處，連老神在內，一切都得變。老人已經回身，招呼我去碼頭了。看著他的背影，我想，這位連英文也已熟習的“拿督大伯公”是會接受小島即將面臨的變化的，哪怕這個變化是那么大，又發生在他晚年。他一生告別過太多的東西，最后靜靜地守著這座人丁稀少的島嶼。現在要他告別這種寧靜了，他的魚塘，他的海灘小屋，他的家庭動物園，也許都會失去。他會受得了的，作為漂泊者，他已習慣于告別。

　　那好，我也要與他告別了。船碼頭那三兩間店鋪有點熱鬧，原來已到了吃午飯的時分。老人真誠地邀我們在一家小吃店坐下，要請我們吃飯。店鋪里的人有點惶恐，好像總統突然宣布要在這里舉辦國宴。老人大聲地對他們說：“這是中國客人!” 眾人一律笑臉，唯唯稱諾。

　　我們婉謝了老人的好意，雇船解纜。半晌，老人還站在岸邊揮手。

　　其二

　　一天，我和一位朋友在一個鬧市區游逛，朋友突然想要去銀行取款，我懶得陪他過馬路，就在這邊街口等。剛等一會兒就覺得無聊，開始打量起店鋪來了。身后正好是一家中藥店，才探頭，一股甘草、薄荷和其他種種藥材相交糅的香味撲鼻而來。

　　這是一種再親切不過的香味。在中國，不管你到了多么僻遠的小鎮，總能找到一兩家小小的中藥店。都是這股氣味，一聞到就放心了，好像長途苦旅找到了一個健康保證，盡管并不去買什么藥。這股氣味，把中國人的身體狀況、-陰-陽氣血，組織成一種共通的旋律，在天涯海角飄灑得悠悠揚揚。我覺得，沒有比站在中藥店里更能自覺到自己是一個中國人的了。站在文物古董商店也會有這個感覺，但那太高雅，太脫離世俗。不像在中藥店，幾乎和一切中國人有關，而那股味道又是那樣真切，就像直接從無數同胞的身心中散發出來的，整個兒把你籠罩。

　　很想多聞一會兒，但新加坡商店的營業員都很殷勤，你剛有點駐足的意思他們就迎過來打招呼了，因此我得找一點什么由頭。正好，藥店深處有一堵短墻，墻側放一張桌子，有一老人正坐在邊上翻書，他頭旁的墻上貼著字幅，說明他是“隨堂中醫”。這種在一家藥店擺張桌子行醫的醫生，過去中國也很多，后來不知怎么取消了。我想，如果有重病，當然還是到醫院去妥當，但大數的小毛小病請這種隨堂醫生看看倒是十分方便的，犯不著堂而皇之地到大醫院去掛號、預檢、排隊、問診、配藥、付款，一關一關走得人真地生起病來。我在這位老醫生身邊的一張椅子上坐下，用輕松的口氣說：“醫生，我沒什么病，只是才來南洋幾個月，總覺得有點內熱。”

　　這是真的，我所說的“熱”不是西醫里的fever，體溫很正常，根本沒有發燒。如果說給西醫聽，多半會被趕出來，只能說給中醫聽，他們才懂。這位老中醫會怎么做我也知道，不等他要求，我已伸出手去讓他按脈，并且張開嘴讓他看舌苔。

　　“是啊是啊，是有點熱。”他說。于是開藥方，他用握毛筆的手法握著鋼筆直行書寫，故意在撤捺之間發揮一下，七分認真三分陶醉。一切上了年紀的中醫都是這樣的，在這種時候，你的目光應該既贊嘆又佩服地看著他的那枝筆，這比說任何感謝的話都強。

　　正事很快辦完了，我拿起藥方要去取藥，老醫生用手把我按住了，說：“不忙，過會兒我去取。先生從國內來?府上在哪里?”這里年老的華人不習慣說“從中國來”，而是說“從國內來”，光這么一個說法就使得我想多坐一會兒了。他顯然也是想與我聊一會兒。我轉頭看看店外街口，朋友正在東張西望找我，趕緊出去說明情況。朋友說：“那你們就好好談一會兒吧，我正好可以在隔壁超級市場買點東西。”

　　老醫生是客家人，年輕時離開中國大陸，曾在臺灣、香港、馬來西亞等地行醫，晚年定居新加坡。“人就是怪，青年時東問西闖不在乎，年紀一過50就沒完沒了地想起老家來。”他說，“變成一個長長的夢，越做越離奇，也越做越好看。到了這時候，要是不回去，就會變成一種煎熬。”

　　“10多年前，可以回去了，你知道我有多緊張。那些天也不行醫了，成天扳著手指回憶村子里有哪些人家，那么多年沒回去，禮物一家也不能漏。中國人嘛，一村就像一個大家。”

　　“我就這樣肩扛、手提、背馱，拖拖拉拉地帶著一大批禮物回去了，可是在中國海關遇到了麻煩，因為太像一個走私犯了。我與幾個年輕的海關人員說了半天，說我不是走私犯，而是圣誕老人，分發禮物去了。海關人員愕愕地看著我。”

　　“我又說，其實這些禮物送給誰，我也不知道。村子里的人我還能認識幾個?你們收下也可以，我的心盡了。我說的是真話，但海關人員以為我在諷刺他們，非常生氣。”

　　“我知道我錯了。他們這么年輕，哪會理解老華僑瘋瘋癲癲的一片癡心?最后我只得與他們商量，有沒有年老的負責人出來與我談一談。他們真的找來一位，沒談幾句，全都理解了。很快辦了手續，放了我這位圣誕老人。”

　　“接著是一路轉車換船，好不容易摸回到了村里。奇怪的是，那些老鄉不知怎么回事，拿了禮物掂量著，連聲謝謝也不太愿意說，我腆著臉想與他們敘家常，卻總也敘不起來。”

　　“屋后那座山，應該是翠綠的，卻找不到幾棵像樣的樹了。我左看右看，有點疑惑，也許原來就是這個樣子。反正幾十年翠綠色的夢褪了顏色了，我該回來了。”

　　“但回來剛安定下幾個月，又想念了。夢還在做，變成了瓦灰色，瓦灰色也牽腸掛肚。于是再籌劃回去一次。不瞞你說，這些年來，我一共已經去了7次。每次去都心急火燎，去了都有點懊喪，回來后很快又想念，顛來倒去，著了魔一般。” 　　“從去年開始，我與此地幾個同鄉華僑商議，籌款為家鄉辦一所小學。到今年已籌到20萬，上個月我又回去了，與地方上談辦小學的事。可惜那些人不大喜歡多談校舍設計和教師聘用，喜歡談錢。”

　　“現在我的氣又消了。錢不夠就再多籌一點吧，只要小學能辦起來。” 　　老醫生就這樣緩緩地給我說著。他抱歉地解釋道，很少有地方可以說這樣的話。說給兒孫們聽吧，兒孫們譏笑他自作多情、自作自受、單相思;說給這兒的同鄉華僑聽吧，又怕籌不到款，他只能在籌款對象面前拼命說家鄉可愛。他把許多話留在嘴里，留得難受了，就吐給了我，一個素昧平生卻似乎尚解人意的中國人。除了感動得有點慌亂的目光，我不知道該怎么來安慰他，哪怕是幾句比較得體的話。

　　老醫生面前的桌子很小，只有小學生的課桌那么大，這是自然的，藥店本身就不大，勻不出那么多地方給隨堂醫生。桌上放著幾本早就翻舊了的中醫書籍。他與我講話時不斷請我原諒，說占了我的時間。最后在要不要付醫藥費的問題上又與我爭執起來。我懇求他按照正常計價收取醫藥費，他終于算出來了，一共8元。報了這個低廉的數字，他還連聲說著“真不好意思!真不好意思!”

　　我在他跟前足足坐了2個小時，沒見另外有人來找他看病，可見他的生意清淡。 “回去都以為我是華僑富商，哪兒啊。你看我這，打腫臉充胖子罷了。”他的語氣帶著靦腆和羞愧，羞愧自己沒有成為百萬富翁。

　　其三

　　本地的報紙陸續刊登了我講學的一些報道，他看到了，托一位古董店的老板來找我。帶來的話是：很早以前，胡愈之先生曾托他在香港印了一批私用稿紙，每頁都印有“我的稿子”四字，這種稿紙在他家存了很多，想送幾刀給我，順便見個面。

　　這是好愉快的由頭啊，我當然一口答應。他70多歲，姓沈，半個世紀前的法國博士。在新加坡，許多已經載入史冊的國內國際大事他都親身參與，與一代政治家有密切的過從關系。在中國，他有過兩個好友，一個吳晗，一個華羅庚，都已去世，因此他不再北行。他在此地資歷深，聲望高，在我見他那天，古董店老板告訴我，陪著我想趁機見他一面的人已不止一個。其中一個是當地戲劇界的前輩，廣受人們尊敬，年歲也近花甲，但一見他卻恭敬地彎腰道：“沈老，40年前，我已讀您的文章;30年前，我來報考過您主持的報社，沒有被您錄取……”

　　沈老從古董店那張清代的紅木凳上站起身來，遞給我那幾刀大號直行稿紙，紙頁上已有不少黃棕色的跡斑。稿紙下面，是一本美國雜志Newsweek，他翻到一頁，那里介紹著一個著名的法國哲學家E.M.Cioran，有照片。沈老說，這是他的同學、朋友，今年該是78歲了。我一眼看去，哲學家的照相邊上印著一段語錄，粗劃黑體，十分醒目：

　　Without　the　possibility　of　suicide，I　would　have　killed　myse lf　long　ago.

　　沈老說，這本雜志是最新一期，昨天剛剛送到，不是因為有這篇介紹才特意保存的。“一輩子走的地方太多，活的時間又長，隨手翻開報刊雜志都能發現熟人。我的熟人大多都是游蕩飄零的人，離開了祖國，熬不過異國他鄉的寂寞，在咖啡館蹲蹲，在河邊逛逛，到街心花園發發呆，互相見了，眼睛一對就知道是自己的同類，那份神情，怎么也逃不過。不管他是哪個國家來的，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一起上酒吧，一起嘆氣說瘋話，最后又彼此留地址，一來二去，成了好友。很快大家又向別的地方游蕩去了，很難繼續聯系，只剩下記憶。但這種記憶怎么也淡忘不了，就像白居易怎么也忘不了那位琵琶女。你看我和這個Cioran，幾十年前的朋友，照片上老得不成樣子了，我一眼就認了出來。”

　　顯然這是確實的。Newsweek編輯部說Cioran原是羅馬尼亞人，1937年他26歲時才到巴黎，一個典型的漂泊者。現在，七老八十的他，已經成了世界上讀者最多的哲學家之一，一接受采訪開口還是談他的故鄉羅馬尼亞，他說由于歷史遭遇，羅馬尼亞人是世界上最大的懷疑主義者。可以設想，在巴黎的酒店里，年輕的Cioran和年輕的沈博士相遇時話是不會少的，更何況那時中國和羅馬尼亞同時陷于東西方法西斯鐵蹄之下。

　　我們一伙，由古董店老板作東，在一家很不錯的西菜館吃了午餐。餐罷，談興猶濃，沈博士提議，到一家“最純正的倫敦風味”的咖啡座繼續暢談。

　　新加坡幾乎擁有世界各地所有種類的飲食小吃，現在各店家之間所競爭的就是風味的純正地道與否了。要精細地辨別某地風味，只有長居該地的人才有資格。沈博士在這方面無疑享有廣泛和充分的發言權。他領著我們，一會兒過街，一會兒上樓，一會兒乘電梯，七轉八彎，朝他判定的倫敦風味走去。一路上他左指右點，說這家日本餐館氣氛對路，那家意大利點心徒有其名。這么大年紀了，步履依然輕健，上下樓梯時我想扶他一把，他像躲避什么似地讓開了，于是他真的躲開了衰老，在全世界的口味間一路逍遙。終于到了一個地方，全是歐美人坐著，只有我們一群華人進去，占據一角。

　　“完全像在倫敦。你們坐著，我來張羅。”沈博士說：“別要中國茶，這兒不會有。這兒講究的是印度大吉嶺茶，一叫‘大吉嶺’，侍者就會對你另眼看待，因為這是一種等級，一種品格，比叫咖啡神氣多了。茶點自己去取，隨意，做法上也完全是倫敦。”

　　當“大吉嶺”、咖啡、茶點擺齊，沈老的精神更旺了。那架勢，看來要談一個下午，就像當年在巴黎，面對著Cioran他們。他發現我對漂泊世界的華人有興趣，就隨手拈來講了一串熟人。

　　“我在巴黎認識一個同胞，他別的事情都不干，只干一件事，考博士。他沒有其他生活來源，只有讀博士才能領到獎學金，就一個博士學位、一個博士學位地拿下去。當我離開巴黎時，他已經拿到8個博士學位，年歲也已不小。后來，他也不是為生計了，這么多學位戴在頭上，找個工作是不難的。他已經把這件事情當作一種游戲，憋著一口氣讓歐洲人瞧瞧，一個中國人究竟能拿到幾個博士!也許他在民族自尊心上受過特殊刺激，那在當時是經常有的事，也是必然有的事，我沒有問過他。見面只問：這次第幾個了?”

　　“他是一個真正的、無可救藥的酒鬼。只要找到我，總是討酒喝。喝個爛醉，昏睡幾天，醒來揉揉眼，再去攻博士。漂泊也要在手上抓根纜繩，抓不到就成了無頭蒼蠅，他把一大串學位拿酒拌一拌，當作了纜繩。我離開巴黎后就沒聽到過他的消息，要是還活著，準保還在考。”

　　我忙問沈老，這個酒鬼的8個博士學位，都是一些什么專業?沈老說，專業幅度相差很大，既有文學、哲學、宗教，也有數學、工程、化學，記不太清了。這么說來，他其實是在人類的知能天域中漂泊了，但他哪兒也不想駐足，像穿了那雙紅鞋子，一路跳下去。他不會不知道，他的父母之邦那樣缺少文化，那樣缺少專家，但他卻睹氣似地把一大群專家、一大堆文化集于一身，然后頹然醉倒。他已經變成了一個永不起運的知識酒窖，沒準會在最醇濃的時候崩坍。

　　他肯定已經崩坍，帶著一身足以驗證中國人智慧水平的榮耀。但是，不要說祖國，連他的好朋友也沒有接到噩耗。

　　“還有一位中國留學生更怪誕，”沈老說：“大學畢業后沒找到職業，就在巴黎下層社會瞎混，三教九流都認識，連下等妓院的情況都了如指掌。不知怎么一來，他成了妓院區小教堂的牧師，成天拯救著巴黎煙花女和嫖客們的靈魂。我去看過他的布道，那情景十分有趣，從他喉嚨里發出的帶有明顯中國口音的法語，竟顯得那樣神秘;我們幾個朋友，則從這種聲音里聽出了潦倒。”

　　“虧他也做了好幾年，我們原先都以為他最多做一二年罷了。不做之后，他開始流浪，朝著東方，朝著亞洲，一個國家一個國家逛過來。逼近中國了，卻先在外圍轉悠。那天逛到了越南西貢，在街上被一輛汽車截住，汽車里走出了吳庭艷，他在巴黎時的老熟人。吳庭艷那時正當政，要他幫忙，想來想去，他當過牧師，就在西貢一所大學里當了哲學系主任。據說還當得十分稱職，一時有口皆碑，儼然成了東南亞一大碩儒。后來越南政局變化，他不知到哪里去了……”

　　我想，這個人的精神經歷，簡直可以和浮士德對話了。他的漂泊深度，也許會超過那位得了很多博士學位的人。如果以這樣的人物作為原型寫小說，該會出現何等的氣魄!中國近代的悲劇性主題，大半匯集在陳舊國門的隆隆開啟之中。一代文人把整個民族幾個世紀來的屈辱和萎靡，馱著背著，行走在西方鬧市間，走出一條勉強可以跨步的人生路。現代喧囂和故家故國構成兩種相反方向的磁力拉扯著他們，拉得他們腳步踉蹌，心神不定。時間一久，也就變得怪異。

　　這么想著，我也就又一次打量起沈老本人。他還是一徑慢悠悠地講著，也不回避自己。他自己的經歷由于常與著名的政治人物和政治事件牽涉在一起，難于在這里復述，我只能一味建議：“沈老，寫回憶錄吧，你不寫，實在太浪費了。” 　　沈老笑著說：“為什么我家藏有那么多稿紙?還不是為了寫回憶錄!但是我寫過的幾稿都撕了，剩下的稿紙送人。”

　　我問他撕掉的原因，他說：“我也說不清，好像是找不準方位。寫著寫著我就疑惑，我究竟算是什么地方的人?例如有一年在一個國際會議上一位zheng府首長要我尋找中國大使，我找了幾次都錯了，亞洲國家的人都長得很像，最后我憑旗袍找到大使夫人，再引出大使本人。這樣寫本來也不錯，但是寫到最后出問題的是敘述主體。我是誰?算是什么人?在找什么?……我回答不了這些問題，越寫越不順，把已經寫了的都撕了，撕了好幾次。”

　　我問沈老，什么時候會回中國大陸看看?他說，“心里有點怕，倒也不怕別的，是怕自己，就像撕那一疊疊的稿紙一樣，見到什么和感到什么，都要找方位，心里毛毛亂亂的。何況老朋友都不在了，許多事情和景物都變了，像我這樣年紀，經不大起了。”

　　“但我最后一定會去一次的。最后，當醫生告訴我必須回去一次的時候。”他達觀地笑了。

　　在等待這最后一次的過程中，老人還會不會又一次來了興致，重新動手寫回憶錄?我默默祝祈這種可能的出現。但是，他會再一次停筆、再一次撕掉嗎?

　　他畢竟已經把一疊稿紙送給了我。稿紙上，除了那一點點蒼老的跡斑，只是一片空白。

　　
看過“余秋雨散文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