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愛玲作品
中國現代著名海派作家張愛玲,被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余斌評論為“一個善于將藝術生活化,生活藝術化的享樂主義者”、“20世紀中國最為徹底的唯美主義者”。下面就是小編給大家整理的張愛玲作品,希望大家喜歡。
張愛玲作品一:天才夢
我是一個古怪的女孩,從小被目為天才,除了發展我的天才外別無生存的目標。然而,當童年的狂想逐漸褪色的時候,我發現我除了天才的夢之外一無所有——所有的只是天才的乖僻缺點。世人原諒瓦格涅①的疏狂,可是他們不會原諒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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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瓦格涅,通譯為瓦格納(RichardWagner,1813-1883),德國作曲家、文學家,一生致力于歌曲創作,代表作有《尼伯龍根指環》等。
加上一點美國式的宣傳,也許我會被譽為神童。我三歲時能背誦唐詩。我還記得搖搖擺擺地立在一個滿清遺老的藤椅前朗吟“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后庭花”,眼看著他的淚珠滾下來。七歲時我寫了第一部小說,一個家庭悲劇。遇到筆畫復雜的字,我常常跑去問廚子怎樣寫。第二部小說是關于一個失戀自殺的女郎。我母親批評說:如果她要自殺,她決不會從上海乘火車到西湖去自溺,可是我因為西湖詩意的背景,終于固執地保存了這一點。
我僅有的課外讀物是《西游記》與少量的童話,但我的思想并不為它們所束縛。八歲那年,我嘗試過一篇類似烏托邦的小說,題名《快樂村》。快樂村人是一好戰的高原民族,因克服苗人有功,蒙中國皇帝特許,免征賦稅,并予自治權。所以快樂村是一個與外界隔絕的大家庭,自耕自織,保存著部落時代的活潑文化。
我特地將半打練習簿縫在一起,預期一本洋洋大作,然而不久我就對這偉大的題材失去了興趣。現在我仍舊保存著我所繪的插畫多幀,介紹這種理想社會的服務,建筑,室內裝修,包皮括圖書館,“演武廳”,巧克力店,屋頂花園。公共餐室是荷花池里一座涼亭。我不記得那里有沒有電影院與社會主義——雖然缺少這兩樣文明產物,他們似乎也過得很好。
九歲時,我躊躇著不知道應當選擇音樂或美術作我終身的事業。看了一張描寫窮困的畫家的影片后,我哭了一場,決定做一個鋼琴家,在富麗堂皇的音樂廳里演奏。
對于色彩,音符,字眼,我極為敏感。當我彈奏鋼琴時,我想象那八個音符有不同的個性,穿戴了鮮艷的衣帽攜手舞蹈。我學寫文章,愛用色彩濃厚、音韻鏗鏘的字眼,如“珠灰”、“黃昏”、“婉妙”、“splendour”①、“melancholy”②,因此常犯了堆砌的毛病。直到現在,我仍然愛看《聊齋志異》與俗氣的巴黎時裝報告,便是為了這種有吸引力的字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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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splendour,輝煌,壯麗
②melancholy,憂郁
在學校里我得到自由發展。我的自信心日益堅強,直到我十六歲時,我母親從法國回來,將她睽隔多年的女兒研究了“我懊侮從前小心看護你的傷寒癥,”她告訴我,“我寧愿看你死,不愿看你活著使你自己處處受痛苦。”
我發現我不會削蘋果。經過艱苦的努力我才學會補襪子。我怕上理發店,怕見客,怕給裁縫試衣裳。許多人嘗試過教我織絨線,可是沒有一個成功。在一間房里住了兩年,問我電鈴在哪兒我還茫然。我天天乘黃包皮車上醫院去打針,接連三個月,仍然不認識那條路。總而言之,在現實的社會里,我等于一個廢物。
我母親給我兩年的時間學習適應環境。她教我煮飯;用肥皂粉洗衣;練習行路的姿勢;看人的眼色;點燈后記得拉上窗簾;照鏡子研究面部神態;如果沒有幽默天才。千萬別說笑話。
在待人接物的常識方面,我顯露驚人的愚笨。我的兩年計劃是一個失敗的試驗。除了使我的思想失去均衡外,我母親的沉痛警告沒有給我任何的影響。
生活的藝術,有一部分我不是不能領略。我懂得怎么看“七月巧云”,聽蘇格蘭兵吹bagpipe①,享受微風中的藤椅,吃鹽水花生,欣賞雨夜的霓虹燈,從雙層公共汽車上伸出手摘樹巔的綠葉。在沒有人與人交接的場合,我充滿了生命的歡悅。可是我一天不能克服這種咬嚙性的小煩惱,生命是一襲華美的飽,爬滿了蚤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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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bagpipe,風笛。
張愛玲作品二:洋人看京戲及其他
用洋人看京戲的眼光來看看中國的一切,也不失為一樁有意昧的事。頭上搭了竹竿,晾著小孩的開檔褲;柜臺上的玻璃缸中盛著“參須露酒”;這一家的擴音機里唱著梅蘭芳;那一家的天線電里賣著癩疥瘡藥;走到“太白遺風”的招牌底下打點料酒……這都是中國。紛壇,刺眼,神秘,滑稽。多數的年輕人愛中國面不知道他們所愛的究竟是一些什么東西。無條件的愛是可欽佩的——唯一的危險就是:遲早理想要撞著了現實,每每使他們倒獨一口涼氣,把心漸漸冷了。我們不幸生活于中國人之間,比不得華僑,可以一輩子安全地隔著適當的距離祟拜著神圣的祖國。那么,索性看個仔細吧!用洋人看京戲的眼光來觀光一番吧。有了驚訝與眩異,才有明了,才有靠得任的愛。
為什么我三句離不了京戲呢?因為我對于京戲是個感到濃厚興趣的外行。對于人生,誰都是個一知半解的外行吧?我單揀了京戲來說,就為了這適當的態度。
登臺票過戲的內行仕女們,聽見說你喜歡京戲,總是微微一笑道:“這京戲東西,復雜得很呀。就連幾件行頭,那些個講究,就夠你研究一輩子。”可不是,演員穿錯了衣服,我也不懂,唱定了腔,我也不懂。我只知道坐在第一排看武打,欣賞那青羅戰袍,飄開來,露出紅里子,五色褲管里露出玫瑰紫里于,踢蹬得滿臺灰塵飛揚;還有那慘烈緊張的一長串的拍板聲——用以代表更深夜靜,或是吃力的思索,或是猛省后的一身冷汗,沒有比這更好的音響效果了。
外行的意見是可珍貴的,要不然,為什么美國的新聞記者訪問名人的時候總揀些不相干的題目來討論呢?譬如說,見了謀殺案的亥主角,問她對于世界大局是否樂觀;見了拳擊冠軍,問他是否贊成莎士比亞的腳本改編時裝劇。當然是為了噱頭,讀者們哈哈笑了,想著:“我比他懂的多。名人原來也有不如人的地方!”一半卻也是因為門外漢的議論比較新鮮戇拙,不無可取之點。
然而為了避重就輕,還是先談談話劇里的平劇吧。《秋海棠》一劇風靡了全上海,不能不歸功于故事里京戲氣氛的濃。緊跟著《秋海棠》空前的成功,同時有五六出話劇以平劇的穿插為號召。中國的寫實派新戲劇自從它的產生到如今,始終是站在乎劇的對面的,可是第一出深人民間的話劇之所以得人心,卻是借重了平劇——這現象委實使人吃驚。
為什么京戲在中國是這樣地很深蒂固與普及,雖然它的藝術價值并不是毫無問題的?
《秋海棠》里最動人的一句話是京戲的唱詞,而京戲又是引用的鼓兒詞:“酒逢知己干杯少,話不投機半句多。”爛熟的口頭撣,可是經落魄的秋海棠這么一回昧,憑空添上了無限的蒼涼感慨。中國人向來喜歡引經據典。美麗的,精警的斷句,兩千年前的老笑話,混在日常談吐里自由使用著。這些看不見的纖維,組成了我們活生生的過去。傳統的本身增強了力量,因為它不停地被引用到的人,新的事物與局面上。但凡有一句適當的成語可用。中國人是不肯直截地說話的。而仔細想起來,幾乎每一種可能的情形都有一句合適的成語來相配。
替人家寫篇序就是“佛頭著糞”,寫篇跋就是“狗尾續貂”。我國近年來流傳的雋語,百分之九十就是成語的巧妙的運用,無怪乎中國學生攻讀外國文的時候,人手一篇“俗諺集”,以為只要把那些斷句合文法地連綴起來,便是好文章了。
只有在中國,歷史仍于日常生活中維持活躍的演出(歷史在這里是籠統地代表著公眾的回憶)。假使我們從這個觀點去檢討我們的口頭撣,京戲和今日社會的關系也就帶著口頭撣的性質。
最流行的幾十出京戲,每一出都供給了我們一個沒有時間性質的,標準的形勢——丈人嫌貧愛富,子弟不上進,家族之愛與性愛的沖突——《得意緣》、《龍風呈樣》、《四郎探母》都可以歸入最后的例子,有力地證實了“女生外向”那句話。
《紅鬃烈馬》無微不至地描寫了男性的自私。薛乎貴致力于他的事業十八年,泰然地將他的夫人擱在寒窯里像冰箱里的一尾魚。有這么一天,他突然不放心起來,星夜趕回家去。她的一生的最美好的年光已經被貧窮與一個社會叛徒的寂寞給作踐完了,然而他以為團圓的快樂足夠抵償了以前的一切。他不給她設身處地想一想——他封了她做皇后,在代戰公主的領土里做皇后!在一個年輕的,當權的妻的手里討生活!難怪她封了皇后之后十八天就死了——她沒這福分。可是薛平貴雖對女人不甚體諒,依舊被寫成一個好人。京戲的可愛就在這種渾樸含蓄處。
《玉堂春》代表中國流行著的無數的關于有德性的妓女的故事。良善的妓女是多數人的理想夫人。既然她仗著她的容貌來謀生,可見她一定是美的,美之外又加上了道德。現代的中國人放棄了許多積習相沿的理想,這卻是一個例外。不久以前有一張影片《香閨風云》,為了節省廣告篇幅,報上除了片名之外,只有一行觸目的介紹:“貞烈向導亥。”
《烏盆計》敘說一個被謀殺了的鬼魂被幽禁在一只用作便桶的烏盆里。西方人絕對不能了解,怎么這種污穢可笑的,提也不能提的事竟與崇高的悲劇成分摻雜在一起——除非編戲的與看戲的全都屬于一個不懂幽默的民族。那是因為中國人對于生理作用向抱爽直態度,沒有什么不健康的忌諱,所以烏盆里的靈魂所受的苦難,中國人對之只有恐怖,沒有僧嫌與嘲訕。
“姐兒愛俏”每每過于“愛鈔”,于是花錢的大爺在《烏龍院》里飽嘗了單戀的痛苦。劇作者以同情的筆觸勾畫了宋江——蓋世英雄,但是一樣地被女人鄙夷著,純粹因為他愛她而她不愛他。最可悲的便是他沒話找話說的那一段:
生:“手拿何物?”
旦:“你的帽子。”
生:“嚎,分明是一只鞋,怎么是帽兒呢?”
旦:“知道你還問!”
逸出乎劇范圍之外的有近于雜耍性質的《紡棉花》,流行的《新紡棉花》只是全劇中抽出的一幕。原來的故事敘的是因奸致殺的罪案,從這陰摻的題材里我們抽出來這轟動一時的喜劇。中國人的幽默是無情的。
《新紡棉花》之叫座固然是為了時裝登臺,同時也因為主角任意唱兩支南腔北調的時候,觀眾偶然也可以插嘴進來點戲,臺上臺下打成一片,愉快的,非正式的空氣近于學校里的游藝余興。京戲的規矩重,難得這么放縱一下,便招得舉國若狂。中國人喜歡法律,也喜歡犯法。所謂犯法,倒不一定是殺人越貨,而是小小的越軌舉動,妙在無目的。路旁豎著“靠右走”的木牌,偏要走到左邊去。《紡棉花》的犯規就是一本這種精神,它并不是對于平劇的基本制度的反抗,只是把人所共仰的金科玉律佻撻地輕輕推揉一下——這一類的反對其實即是承認。
中國人每每哄騙自己說他們是邪惡的——從這種假設中他們得到莫大的快樂。路上的行人追趕電車,車上很擁擠,他看情形它是不肯停了,便惡狠狠地叫道:“不準停!叫你別停,你敢停么?”——它果然沒停。他笑了。
據說全世界惟有中國人罵起人來是有條有理,合邏輯的。英國人不信地獄之存在也還咒人“下地獄”,又如他們最毒的一個字是“血琳琳的”,罵人“血淋琳的驢子”,除了說人傻,也沒有多大意義。不過取其音調激楚,聊以出氣罷了。中國人卻說:“你敢罵我?你不認識你爸爸?”暗示他與對方的母親有過交情,這便給予他精神上的滿足。
《紡棉花》成功了,因為它是迎合這種吃豆腐嗜好的第一出戲。張三盤問他的妻,誰是她的戀人。她向觀眾指了一指,他便向臺下作揖謝道:“我出門的時候,內人多蒙照顧。”于是觀眾深深感動了。
我們分析平劇的內容,也許會詫異,中國并不是尚武的國家,何以武戲占絕對多數?單只根據《三國志演義》的那一串,為數就可觀了。最迅疾的變化是在戰場上,因此在戰爭中我們最容易看得出一個人的個性與處事的態度。楚霸王與馬謖的失敗都是淺顯的教訓,臺下的看客,不拘是做官,做生意,做媳婦,都是這么一回事罷了。
不知道人家看了《空城計分是否也像我似的只想掉眼淚。為老軍們絕對信仰著的諸葛亮是古今中外罕見的一個完人。在這里,他已經將胡子忙白了。拋下臥龍岡的自在生涯出來干大事,為了“先帝爺”一點知己之思的回憶,便舍命忘身地替阿斗爭天下,他也背地里覺得不值得么?鑼鼓喧天中,略有點凄寂的況昧。
歷代傳下來的老戲給我們許多感情的公式。把我們實際生活里復雜的情緒排人公式里,許多細節不能不被剔去,然而結果還是令人滿意的。感情簡單化之后,比較更為堅強,確定,添上了幾千年的經驗的分量。個人與環境感到和諧,是最愉快的一件事,而所謂環境,一大部分倒是群眾的習慣。
京戲里的世界既不是目前的中國,也不是古中國在它的過程中的任何一階段。它的美,它的狹小整潔的道德系統,都是離現實很遠的,然而它決不是羅曼蒂克的逃避——從菜一觀點引渡到另一觀點上,往往被誤認為逃避。切身的現實,因為距離太近的緣故,必得與另一個較明澈的現實聯系起來方才看得清楚。
京戲里的人物,不論有什么心事,總是痛痛快快說出來,身邊沒有心腹,便說給觀眾聽,語言是不夠的,于是再加上動作,服裝,臉譜的色彩與圖案。連哭泣都有它的顯著的節拍——一串由大而小的聲音的珠子,圓整,光潔。因為這多方面的夸張的表白,看慣了京戲覺得什么都不夠熱鬧。臺上或許只有一兩個演員,但也能造成一種擁擠的印象。
擁擠是中國戲劇與中國生活里的要素之一。中國人是在一大群人之間呱呱墮地的,也在一大群人之間死去——有如十七八世紀的法國君王。(《絕代艷后》瑪麗安東尼便在一間廣廳中生孩子,床旁只圍著一架屏風,屏風外擠滿了等候好消息的大臣與貴族。)中國人在哪里也躲不了旁觀者。上層階級的女人,若是舊式的,住雖住在深閨里,早上一起身便沒有關房門的權利。冬天,錦制的門簾擋住了風,但是門還是大開的,歡迎著國家大小的調查。青天自日關著門,那是非常不名譽的事。即使在夜晚,門悶上了,只消將窗紙一舐,屋里的情形也就一目了然。
婚姻與死亡更是公眾的事了。鬧房的甚至有藏在床底下的。病人“回光返照”的時候,黑壓壓聚了一屋子人聽取臨終的遺言,中國的悲劇是熱鬧,喧囂,排場大的,自有它的理由;京戲里的哀愁有著明朗,火熾的色彩。
就因為缺少私生活,中國人的個性里有一點粗俗。“事無不可對人言”,說不得的便是為非作歹。中國人老是詫異,外國人喜歡守那么些不必要的秘密。
不守秘密的結果,最幽微親切的感覺也得向那群不可少的旁觀者自衛地解釋一下。這養成了找尋借口的習慣。自己對自己也愛用借口來搪塞,因此中國人是不大明了他自己的為人的。群居生活影響到中國人的心理。中國人之間很少有真正怪僻的。脫略的高人嗜竹嗜酒,愛發酒瘋,或是有潔癬,或是不洗澡,講究們虱而談,然而這都是循規蹈矩的怪僻,不乏前例的。他們從人堆里跳出來,又加入了另一個人堆。
到哪兒都脫不了規矩。規矩的繁重在舞臺上可以說是登峰造極了。京戲里規律化的優美的動作,洋人稱之為舞蹈,其實那就是一切禮儀的真髓。禮儀不一定有命意與作用,往往只是為行禮而行禮罷了。請安磕頭現在早經廢除。據說磕頭磕得好看,很要一番研究。我雖不會磕,但逢時遇節很愿意磕兩個頭。一般的長輩總是嚷著:“鞠躬!鞠躬!”只有一次,我到祖姨家去,竟一路順風地接連磕了幾個頭,誰也沒攔我。晚近像他們這樣慣于磕頭的人家,業已少見。磕頭見禮這一類的小小的,不礙事的束縛,大約從前的人并不覺得它的可愛,現在將要失傳了,方才覺得可哀。但看學生們魚貫上臺領取畢業文憑,便知道中國人大都不會鞠躬。
顧蘭君在《儂本癡情》里和丈夫鬧決裂了,要離婚,臨行時伸出手來和他握別。他疑心她不貞,理也不理她。她凄然自去。這一幕,若在西方,固然是人情人理,動人心弦,但在中國,就不然了。西方的握手的習慣已有幾百年的歷史,因之握手成了自然的表現,近于下意識作用。中國人在應酬場中也學會了握手,但在生離死別的一剎那,動了真感情的時候,決想不到用握手作永訣的表示。在這種情形之下,握手固屬不當,也不能拜辭,也不能萬福或鞠躬。現代的中國是無禮可言的,除了在戲臺上。京戲的象征派表現技術極為徹底,具有初民的風格,奇怪的就是,平戲在中國開始風行的時候,華夏的文明早巳過了它的成熟期。粗鄙的民間產物怎么能夠得到清朝末葉儒雅風流的統治階級的器重呢?紐約人聽信美術批評家的熱烈的推薦,接受了原始性的圖畫與農村自制的陶器。中國人舍昆曲而就京戲,卻是違反了一般評劇家的言論。文明人聽文明的昆曲,恰配身份,然而新興的京戲里有一種孩子氣的力量,合了我們內在的需要。中國人的原始性沒有被根除,想必是我們的文化過于隨隨便便之故。就在這一點上,我們不難找到中國人的永久的青春的秘密。
張愛玲作品三:公寓生活記趣
讀到“我欲乘風歸去,又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的兩句詞,公寓房子上層的居民多半要感到毛骨驚然。屋子越高越冷。
自從煤貴了之后,熱水汀早成了純粹的裝飾品。構成浴室的圖案美,熱水龍頭上的H字樣自然是不可少的一部分;實際上呢,如果你放冷水而開錯了熱水龍頭,立刻便有一種空洞而凄搶的轟隆轟隆之聲從九泉之下發出來,那是公寓里特別復雜,特別多心的熱水管系統在那里發脾氣了。即使你不去太歲頭上動土,那雷神也隨時地要顯靈。無緣無故,只聽見不懷好意的“嗡……”拉長了半晌之后接著“訇訇”兩聲,活像飛機在頂上盤旋了一會,擲了兩枚炸彈。在戰時香港嚇細了膽子的我,初回上海的時候,每每為之魂飛魄散。若是當初它認真工作的時候,艱辛地將熱水運到六層樓上來,便是咕嚕兩聲,也還情有可原。現在可是雷聲大,雨點小,難得滴下兩滴生銹的黃漿……然而也說不得了,失業的人向來是肝火旺的。
梅雨時節,高房子因為壓力過重,地基陷落的原故,門前積水最深。街道上完全干了,我們還得花錢雇黃包皮車渡過那白茫茫的護城河。雨下得太大的時候,屋子里便鬧了水災。我們輪流搶救,把舊毛巾、麻袋、褥單堵住了窗戶縫;障礙物濕濡了,絞干,換上,污水折在臉盆里,臉盆里的水倒在抽水馬桶里。忙了兩晝夜,手心磨去了一層皮,墻根還是汪著水,糊墻的花紙還是染了斑斑點點的水痕與霉跡子。風如果不朝這邊吹的話,高樓上的雨倒是可愛的。有一天,下了一黃昏的雨,出去的時候忘了關窗戶,回來一開門,一房的風聲雨味,放眼望出去,是碧藍的瀟瀟的夜,遠處略有淡燈搖曳,多數的人家還沒點燈。
常常覺得不可解,街道上的喧聲,六樓上聽得分外清楚,仿佛就在耳根底下,正如一個人年紀越高,距離童年漸漸遠了,小時的瑣屑的回憶反而漸瀕親切明晰起來。
我喜歡聽市聲。比我較有待意的人在枕上聽松濤,聽海嘯,我是非得聽見電車響才睡得著覺的。在香港山上,只有冬季里,北風徹夜吹著常青樹,還有一點電車的韻昧。長年住在鬧市里的人大約非得出了城之后才知道他離不了一些什么。城里人的思想,背景是條紋布的幔子,淡淡的白條子便是行馳著的電車——平行的,勾凈的,聲響的河流,汩汩流入下意識里去。
我們的公寓近電車廠鄰,可是我始終沒弄清楚電車是幾點鐘回家。“電車回家”這句子仿佛不很合適——大家公認電車為沒有靈魂的機械,而“回家”兩個宇有著無數的情感洋溢的聯系。但是你沒看見過電車進廠的特殊情形吧?一輛銜接一輛,像排了隊的小孩,嘈雜,叫囂,愉快地打著啞嗓子的鈴:“克林,克賴,克賴,克賴!”吵鬧之中又帶著一點由疲乏面生的馴服,是快上床的孩子,等著母親來刷洗他們。車里的燈點得雪亮。專做下班的售票員的生意的小販們曼聲兜售著面包皮。有時候,電車全進了廠了,單剩下一輛,神秘地,像被遺棄了似的,停在街心。從上面望下去,只見它在半夜的月光中袒露著白肚皮。
這里的小販所賣的吃食沒有多少典雅的名色。我們也從來沒有縋下籃子去買過東西,(想起《依本癡情》里的顧蘭君了。她用絲襪結了繩子,縛住了紙盒,吊下窗去買湯面。襪子如果不破,也不是絲襪了!在節省物資的現在,這是使人心驚肉跳的奢侈。)也許我們也該試著吊下籃子去。無論如何,聽見門口賣臭豆腐干的過來了,便抓起一只碗來,噔噔奔下六層樓梯,跟蹤前往。在遠遠的一條街上訪到了臭豆腐干擔子的下落,買到了之后,再乘電梯上來,似乎總有點可笑。
我們的開電梯的是個人物,知書達理,有涵養,對于公寓里每一家的起居他都是一本清帳。他不贊成他兒子去做電車售票員——嫌那職業不很上等。再熱的天,任憑人家將鈴撤得震天響,他也得在汗衫背心上加上一件熨得榴平的紡綢小褂,方肯出現。他拒絕替不修邊幅的客人開電梯。他的思想也許縉紳氣太重,然而他究竟是個有思想的人。可是他離了自己那間小屋,就踏進了電梯的小屋——只怕這一輩子是跑不出這兩間小屋了。電梯上升,人字圖案的銅柵欄外面,一重重的黑暗往下移,棕色的黑暗,紅棕色的黑暗,黑色的黑暗……襯著交替的黑暗,你看見司機人的花白的頭。
沒事的時候他在后天井燒個小風爐炒菜烙餅吃。他教我們怎樣煮紅米飯;燒開了,熄了火,停個十分鐘再煮,又松,又透,又不塌皮爛骨,沒有筋道。
托他買豆腐漿,交給他一只舊的牛奶瓶,陸續買了兩個禮拜,他很簡單地報告道:“瓶沒有了。”是砸了還是失竊了,也不得而知。再隔了些時,他拿了一只小一號的牛奶瓶裝了豆腐漿來。我們問道:“咦?瓶又有了?”他答道:“有了。”新的瓶是賠給我們的呢還是借給我們的,也不得而知。這一類的舉動是頗有點社會主義風的。
我們的《新聞報》每天早上他要循例過目一下方才給我們送來。小報他讀得更為仔細些,因此要到十一二點鐘才輪得到我們看。英文、日文、德文、俄文的報他是不看的,因此大清早便卷成一卷插在人家彎曲的門鈕里。
報紙沒有人偷,電鈴上的銅板卻被撬去了。看門的巡警倒有兩個,雖不是雙生子,一樣都是翻領里面豎起了木渣渣的黃臉,短褲與長統襪之間露出木渣渣的黃膝蓋;上班的時候,一般都是橫在一張藤椅上睡覺,擋住了信箱。每次你去看看信箱的時候總得殷勤地湊到他面頰前面,仿佛要詢問:“酒刺好了些罷?”
恐怕只有女人能夠充分了解公寓生活的特殊優點:傭人問題不那么嚴重。生活程度這么高,即使雇得起人,也得準備著受氣。在公寓里“居家過日子”是比較簡單的事。找個清潔公司每隔兩星期來大掃除一下。也就用不著打雜的了。沒有傭人,也是人生一快。拋開一切平等的原則不講,吃飯的時候如果有個還沒吃過飯的人立在一邊眼睜睜望著,等著為你添飯,雖不至于使人食不下咽,多少有些討厭。許多身邊雜事自有它們的愉快性質。看不到田園里的茄子,到菜場上去看看也好——那么復雜的,油涸的紫色;新綠的豌豆,熟艷的辣椒,金黃的面筋,像太陽里的肥皂泡。把菠菜洗過了,倒在油鍋里,每每有一兩片碎葉子粘在蔑簍底上,抖也抖不下來;迎著亮,翠生生的枝葉在竹片編成的方格子上招展著,使人聯想到籬上的扁豆花。其實又何必“聯想”呢?篾簍子的本身的美不就夠了么?我這并不是效忠于國社黨①,勸誘女人回到廚房里去。不勸便罷,若是勸,一樣的得勸男人到廚房里去走一遭。當然,家里有廚子而主人不時的下廚房,是會引起廚子最強烈的反感的。這些地方我們得寸步留心,不能太不識眉眼高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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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國社黨,即國家社會黨,三十年代韌秘密成立的右翼政黨,1937年以后公開活動。
有時候也感到沒有傭人的苦處。米缸里出蟲,所以摻了些胡椒在米里——據說米蟲不大喜歡那刺激性的氣味,淘米之前先得把胡椒揀出來。我捏了一只肥白的肉蟲的頭當做胡椒,發現了這錯誤之后,不禁大叫起來,丟下飯鍋便走。在香港遇見了蛇,也不過如此罷了。那條蛇我只見到它的上半截,它鉆出洞來矗立著,約有二尺來長。我抱了一疊書匆匆忙忙下山來。正和它打了個照面。它靜靜地望著我,我也靜靜地望著它,望了半響,方才哇呀呀叫出聲來,翻身便跑。
提起蟲豸之類,六樓上蒼蠅幾乎絕跡,蚊子少許有兩個。如果它們富于想象力的話,飛到窗口往下一看,便會暈倒了罷?不幸它們是像英國人一般地淡漠與自足——英國人佐在非洲的森林里也照常穿上了燕尾服進晚餐。
公寓是最合理想的逃世的地方。厭倦了大都會的人們往往記掛著和平幽靜的鄉村,心心念念盼望著有一天能夠告老歸田,養蜂種菜,享點清福。殊不知在鄉下多買半斤臘肉便要引起許多閑言閑語,而在公寓房子的最上層你就是站在窗前換衣服也不妨事!
然而一年一度,日常生活的秘密總得公布一下。夏天家家戶戶都大敞著門,搬一把藤椅坐在風口里。這邊的人在打電話,對過一家的仆歐一面熨衣裳,一面便將電話上的對白譯成了德文說給他的小主人聽。樓底下有個俄國人在那里響亮地教日文。二樓的那位女太太和貝多芬有著不共戴天的仇恨,一捶十八敲,咬牙切齒打了他一上午;鋼琴上倚著一輛腳踏車。不知道哪一家在煨牛肉湯,又有哪一家泡了焦三仙。
人類天生的是愛管閑事。為什么我們不向彼此的私生活里偷偷的看一眼呢?既然被看者沒有多大損失而看的人顯然得到了片刻的愉悅?凡事牽涉到快樂的授受上,就犯不著斤斤計較了。較量些什么呢?——長的是磨難,短的是人生。
屋頂花園里常常有孩子們溜冰,興致高的時候,從早到晚在我們頭上咕滋咕滋挫過來又挫過去,像瓷器的摩擦,又像睡熟的人在那里磨牙,聽得我們一粒粒牙齒在牙齦里發酸如同青石榴的子,剔一剔便會掉下來。隔壁一個異國紳士聲勢洶洶上樓去干涉。他的太太提醒他道,“人家不懂你的話,去也是自去。”他植拳擅袖道:“不要緊,我會使他們懂得的!”隔了幾分鐘他偃旗息鼓嗒然下來了。上面的孩子年紀都不小了,而且是女性,而且是美麗的。
談到公德心,我們也不見得比人強。陽臺上的灰塵我們直截了當地掃到樓下的陽臺上去。“啊,人家欄桿上晾著地毯呢——怪不過意的,等他們把地毯收了進去再掃罷!”一念之慈,頂上生出了燦爛圓光。這就是我們的不甚徹底的道德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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