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散文在散文體制上大膽創新,而且極富深刻的人文關懷。他在散文中冷靜地對歷史進行反思,對文化發展具有沉重的憂患意識。下面就是小編給大家整理的余秋雨經典作品，希望大家喜歡。

　　余秋雨經典作品：自己的真相

　　阿姆斯特丹說得上是一個色彩之都。

　　鮮花出口數量全世界第一，又擁有最會擺弄色彩的倫勃朗和梵高。如果再加上櫥窗里赤裸裸站立的各種色情女郎，太讓人眼花繚亂了。

　　但是，色彩似乎永遠會帶來麻煩。它會鼓勵混亂、引誘騷擾嗎?也許。

　　我們到阿姆斯特丹之后立即分兩組拍攝街景，兩輛車停在不同的停車場。一小時后傳來消息，一輛被砸，一輛被撬。我的一臺新買的數碼相機，以及隨隊記者的兩臺手提電腦均不翼而飛。我從希臘開始拍攝的照片，全都貯存在那臺數碼相機里，這下算是全完了。

　　停車場是收了管理費的，卻說這樣的事情他們管不著。其實兩個停車場都不大，里邊發生的任何事都能一眼看到。

　　到達才一小時就已經這樣，這個平靜的下馬威使我們對這個色彩之都納悶起來。

　　到處都在修路，又是陰雨綿綿，幾個肥胖的黑人在小街中狂奔亂叫，似極度興奮又似極度憤怒;吸食大麻的蒼白青年坐在露天木階上手足無措，獨自傻笑;木階下面是河道，有不少船停泊，又有一大堆廢棄的腳踏車在水里浸泡。

　　對色彩本身，阿姆斯特丹也產生過很大的混亂，現在好像是為這種混亂后悔了，但又有點遮遮蓋蓋。

　　我是說倫勃朗在這里的遭遇。

　　在西方大畫家中，平生境遇最悲慘的恰恰正是兩個荷蘭人，倫勃朗和梵高。但梵高在阿姆斯特丹的時間不長，境遇中又有較多的時代因素和個人因素，暫且不論;而倫勃朗碰到的實在是一件群體性的審美冤案，而且與這座城市密切相關，在我看來，有點不可原諒。

　　這件事，略知西方美術史的人都不陌生。但我站在阿姆斯特丹的倫勃朗故居前，忍不住還想復述幾句。

　　事情發生在一--二年，倫勃朗三十六歲。這件事給畫家的后半生全然蒙上了陰影，直到他六十三歲去世還沒有平反昭雪。這件事幾乎中斷了他靠藝術創作來維持生計的正常生活，窮困潦倒，去世時只夠花費一個乞丐的喪葬費用。因此，這不是一個階段性的厄運，而是通貫一代藝術大師終身的嚴重事件。今天的阿姆斯特丹不應該輕描淡寫。

　　那年有十六個保安射手湊錢請倫勃朗畫群像，倫勃朗覺得要把這么多人安排在一幅畫中非常困難，只能設計一個情景。按照他們的身份，倫勃朗設計的情景是：似乎接到了報警，他們準備出發去查看，隊長在交代任務，有人在擦槍筒，有人在扛旗幟，周圍又有一些孩子在看熱鬧。

　　這幅畫，就是人類藝術史上的無價珍品《夜巡》。任何一本哪怕是最簡單的世界美術史，都不可能把它漏掉;任何一位哪怕是對美術未必摯愛的外國游客，也要千方百計擠到博物館里看上它一眼。

　　但在當時，這幅畫遇上了真正的麻煩。那十六個保安射手認為沒有把他們的地位擺平均，明暗、大小都不同，不僅拒絕接受，而且上訴法庭，鬧得紛紛揚揚。

　　整個阿姆斯特丹不知有多少市民來看了這幅作品，看了都咧嘴大笑。這笑聲不是來自藝術判斷，而是來自對他人遭殃的興奮。這笑聲又有傳染性，笑的人越來越多，人們似乎要用笑來劃清自己與這幅作品的界線，來洗清它給全城帶來的恥辱。

　　最讓后人驚訝不已的是那些藝術評論家和作家。照理他們不至于全然感受不到這幅作品的藝術光輝，他們也有資格對愚昧無知的保安射手和廣大市民說幾句開導話，稍稍給無端陷于重圍的倫勃朗解點圍，但他們誰也沒有這樣做。他們站在這幅作品前頻頻搖頭，顯得那么深刻。市民們看到他們搖頭，就笑得更放心了。

　　有的作家，則在這場可恥的圍攻中玩起了幽默。“你們說他畫得太暗?他本來就是黑暗王子嘛!”于是市民又哄傳開“黑暗王子”這個綽號，倫勃朗再也無法掙脫。

　　只有一個掙脫的辦法，當時親戚朋友也給他提過，那就是再重畫一幅，完全按照世人標準，讓這些保安射手們穿著鮮亮的服裝齊齊地坐在餐桌前，餐桌上食物豐富。倫勃朗理所當然地拒絕了。

　　那么，他就注定要面對無人買畫的絕境。他還在畫畫，而且越畫越好，卻始終貧困。

　　直到他去世后的一百年，阿姆斯特丹才驚奇地發現，英國、法國、德國、俄國、波蘭的一些著名畫家，自稱接受了倫勃朗的藝術濡養。

　　倫勃朗?不就是那位被保安射手們怒罵、被全城恥笑、像乞丐般下葬的窮畫家嗎?一百年過去，阿姆斯特丹的記憶模糊了。

　　那十六名保安射手當然也都已去世。他們，怒氣沖沖、罵罵咧咧地走向了永垂不朽。

　　他的故居，這些年重新裝修好了，看起來他晚年不太貧困。但我記得在一本傳記中讀到，這房子當年因倫勃朗無力還債，被公證處拍賣掉了，倫勃朗不得不搬到一處極其簡陋的猶太人的房子里去居住。這一點，故居的解釋詞中沒有說明。里邊反復放映的一部影片，主要是介紹這些年修復故居的認真和艱難。

　　對此我有點不大高興，便把導演劉璐拉過一邊，告訴她，我以前讀到過一本德國人寫的倫勃朗傳記，有一個情節一直無法釋懷。

　　好像是在去世前一年吧，大師已經十分貧困，一天磨磨蹭蹭來到早年的一個學生家。學生正在畫畫，需要臨時雇用一個形貌粗野的模特兒，裝扮成劊子手的姿態。大師便說：“我試試吧!”隨手脫掉上衣，露出了多毛的胸膛……

　　這個姿態他擺了很久，感覺不錯。但誰料不小心一眼走神，看到了學生的畫框。畫框上，全部筆法都是在模仿早年的自己，有些筆法又模仿得不好。大師立即轉過臉去，滿眼黯然。他真后悔這一眼。

　　記得我當初讀到這個情節時心頭一震，淚如雨下。不為他的落魄，只為他的自我發現。

　　低劣的文化環境可以不斷地糟踐大師，使他忘記是誰，迷迷糊糊地淪落于鬧市、求生于巷陌——這樣的事情雖然悲苦卻也不至于使我下淚，因為世間每時每地都有大量杰出人物因不知自己杰出、或因被別人判定為不杰出而消失于人海;不可忍受的是他居然在某個特定機遇中突然醒悟到了自己的真相，一時如噩夢初醒，天地倒轉，驚恐萬狀。

　　此刻的倫勃朗便是如此。他被學生的畫筆猛然點醒，一醒卻看見自己脫衣露胸像傻瓜一樣站立著。更驚人的是，那個點醒自己的學生本人卻沒有醒，正在得意洋洋地遠覷近瞄、涂色抹彩，全然忘了眼前的模特兒是誰。

　　作為學生，不理解老師是稀世天才尚可原諒，而忘記了自己與老師之間的基本關系卻無法饒恕。從《夜巡》事件開始，那些無知者的誹謗攻擊，那些評論家的落井下石，固然顛倒了歷史，但連自己親手教出來的學生也毫無惡意地漠然于老師之為老師了，才讓人泫然。

　　學生畫完了，照市場價格付給他報酬。他收下，步履蹣跚地回家。

　　這個情節，今天稍稍復述還是心里難受，便轉身離開劉璐，來到故居底層，買了一條印有大師簽名的紅領帶，找一個無人的角落戴上。

　　今天，他的名字用各種不同的字體裝潢在大大小小的門面上，好像整個城市幾百年來都為這個名字而存在，為這個名字在歡呼。但我只相信這個印在領帶上的簽名，那是大師用最輕微又最強韌的筆觸在塵污中爭辯：我是誰。

　　余秋雨經典作品：藍旗和孩子

　　在布魯塞爾歐盟總部大堂門口，一束燈光照射著那面靜靜垂落的藍旗。在它后面，一排排國旗相擁而立，做它的后盾。這些國旗原先高高地飄揚在各國的國界前，自從有了它，大家都紛紛收回，到這里來享受清靜。

　　原來只是為了反戰而結盟，不料卻給世界帶來了新的結構、新的制衡，對此我們似乎還缺少關心。昨天晚上我請教中國駐比利時大使宋明江先生：當前歐洲什么事情最應該引起中國人重視?

　　大使說：歐盟。

　　按照一般觀念，布魯塞爾哪里有巴黎、倫敦、柏林重要?但正是它的不重要，造成了今天的重要。

　　任何大國都不可能把自己的首都作為國際協調中心而取信于其它大國。因此，小得不可能對別人構成威脅而又地處中心的比利時正當其選。因歐盟總部所在，布魯塞爾已成為一個國際外交中心和新聞中心，對此不僅我們沒有料到，連很多國家的政府首腦也沒有料到。

　　沒有料到的原因，是仍然按照傳統的國際政治觀念在思考問題，總覺得歐盟只不過是一個國際組織罷了，怎么比得上一個國家實在?其實歐盟正是針對這種國家至上觀念而出現的，因為歷史已經反復證明，這種觀念的極端形態不僅導致了太多的人間災難，而且肢解了歐洲大地的活力，造成了全球均勢的失衡。

　　在目前，歐盟的大行動主要表現在經濟方面，著力于營造一個共同大市場。為此，連貨幣都趨于統一，實在是大手筆。在當前這樣的經濟時代，貨幣是體現一個國家主權的重要方面，這些國家連這份主權都愿意受到沖刷，切莫小看了它們聯合的決心。我們這一路看到那么多歐洲國家已完全不在乎邊界防守，所有的車輛長驅直入，遇到的唯一障礙就是貨幣了。如果歐元全然通行，將會是一種什么樣的暢快感?歐元目前在國際市場上比值受挫，但這是暫時的，從長遠看，不會有太大的問題存在。

　　一路上還看到，歐盟對于已經入盟的貧困國家，援助得非常實在。西班牙、希臘、愛爾蘭、葡萄牙每年接受的援助款項在國民經濟中占據很重要的地位。像愛爾蘭，由于善用這筆款項，近年來發展巨大，國際間刮目相看。

　　以經濟的聯合為基礎，防務、外交、內政、司法諸方面都會一一呼應起來。當然麻煩不少，歐盟也步履謹慎，但一直沒有后退。從未后退的小步子，日積月累，轉眼間就會跨上一個大臺階。

　　政治家們會注意歐盟的每一個動作帶來的實際后果，而我關心的是它對傳統國際政治概念的搖俺，很多習以為常的范疇需要另起爐灶，很多目為經典的命題需要重新尋找內涵和外延。前些年一直擔懮信息革命帶來翻天覆地的變化而世界的人文構架還那么老舊，現在看到歐盟的穩步前進，纔發現歐洲已經用一個大行為迫使人文科學和社會科學不能不以新的形態進入新的時代，只可惜人文科學和社會科學還沒有意識到，顯得嚴重滯后。

　　朋友們一直覺得我到歐洲旅行一定會醉心于它的歷史文化，其實我一路上倒是特別留心當前的發展。到了布魯塞爾就像提納挈領，豁然開朗地看著歐洲如何企圖在陳舊結構中脫胎換骨，揮別昨天。當然這種企圖在文化生態上還會面對嚴重障礙，因此只能由實務開頭，而把最大的希望，寄托給下一代。

　　記得在斯特拉斯堡歐盟的另一個辦公處我曾聯想到都德在《最后一課》中刻畫的小佛朗士和一個后來為歐洲聯合作出過巨大貢獻的女士路易·韋絲，他們都生長在歐洲沖突的拉鋸地帶，我因此感嘆人類的一切崇高理念，也許都來自麻煩之地男孩和女孩癡想的眼神。

　　沒想到來到布魯塞爾歐盟的最高總部一看，門口鐵柵欄上竟然真的爬著一大群男孩女孩的雕塑。看上去他們都是那樣調皮、潑辣，大大咧咧爬到歐盟大門口來了，而且都抬頭仰天、說說笑笑，幾年都不下來。

　　我真佩服雕塑家們的設計，成人們最大膽的政治構思，無一不暗合孩子們的幻想;大凡孩子們無法理解的彎彎曲曲，成人們遲早也會擺脫出來。這些孩子沒有一點小紳士或小騎士的老成姿態，頭發不理、衣服不整，全然拒絕舊時代對自己的打扮，扭頭只顧新世紀，不知是由他們來塑造新世紀還是讓新世紀來改塑他們。

　　因此，歐盟總部大門口的這些孩子，是雕塑，是裝飾，是門衛，更是理念。

　　荷蘭水

　　第一次聽到荷蘭這個地名，我六歲，在浙江余姚(今慈溪)鄉下。

　　我讀書早，六歲已二年級。那天放學，見不少人在我家里，圍在桌子邊看我媽媽寫信。原來河西老太病重，親戚們正在通知她在上海的兒子快速回鄉。

　　七嘴八舌中媽媽手下的筆停住了，河西老太這兩天一直念叨要吃一種東西，大家幾番側耳細聽都沒有聽明白。

　　『等到她兒子回來后再說吧。”大家說。

　　“不，”媽媽說，“也許她要吃的東西只有上海有，問明白了我寫給她兒子，讓他帶來。不然就來不及了。”

　　媽媽說得有道理，大家都沉默了。

　　“我去聽聽看!”這是祖母的聲音。祖母和河西老太早年曾生活在上海，是抗日戰爭開始后一起逃難回鄉的。

　　祖母是小腳，按她的說法，小時纏腳時痛得直流淚，她母親不忍心，偷偷地放松了，所以是“半大腳”，但走路還是一拐一拐的。她除了去廟里念經，很少出門，更不會去河西，因為那里有一座老石橋，石板早已打滑。這天，我扶著她，她把我當拐杖，一步步挪到了河西。

　　壩西老太躺在床上，見到祖母很高興，想伸手卻抬不起來。祖母連忙俯下身去，輕聲問她想吃什么。

　　河西老太似乎有點不好意思，但終究喃喃地說了。

　　祖母皺了皺眉，要她再說一遍，然后笑了，抬起頭來對眾人說：『她要喝荷蘭水。”

　　這是我第一次聽到這種奇怪的水名，回到家里問媽媽。媽媽只說荷蘭是一個很遠的國家，卻也不知道荷蘭水是什么，就要祖母描述一下。等祖母簡單地說了荷蘭水的特征，母親“哦”了一聲：“那就是汽水!”

　　原來，在祖母一代，汽水還叫荷蘭水。

　　上海的第一代汽水是從荷蘭傳入的嗎?還是汽水本由荷蘭制造，然后別國的汽水也叫了荷蘭水?

　　對此我從未考證。

　　只知道媽媽寫完信后，由一位后生快速地跑到北邊逍林鎮去寄出，媽媽特地關照他寄“快信”，不可延誤。

　　幾天以后，河西老太的兒子回來了，一到就從旅行袋里摸出一個玻璃瓶，上面封著小鐵蓋。他又從口袋里取出一個開關，輕輕一扳，鐵蓋開了，瓶里的水冒著密密的氣泡。也不倒在杯子里了，直接湊上了河西老太的嘴。

　　壩西老太喝了兩口，便搖頭，不想再喝。她兒子把那大半瓶汽水放在一邊，也不再說話。我當時不明白，是河西老太不想喝了，還是她覺得兒子買錯了?

　　當天晚上，老太就去世了。

　　這事早就遺忘，今天到了荷蘭，輕輕地念一聲國名，纔如沈屑泛起，突然記得。

　　上幾代中國的普通百姓對于西方世界茫然不知，偶有所聞，大多是由于那時開始傳入中國的西方器物，包括衣食享用。這就像西方普通人對中國的了解也長期局限于絲綢、瓷器和茶葉。這種充滿質感的生態交流，看似瑣碎，卻直接滲透到生活底層。甚至滲透到生命底層，有著遠遠超越政治、軍事、外交領域各種大命題的深刻性。你看這位只在上海住過一段時間的老婦人，生命中最后念叨的居然是一個西歐小國的國名。

　　我猜想河西老太在上海第一次喝到汽水時一定不會適應的，但很快就從不適應中找到了一種舒鼻通喉的暢快。這個短暫的轉變過程包含著兩種生態文化的愉快對接，后來失去了對接的可能，就成了一種遺囑般的思念。思念中的一切都比事實更加美好。離開上海很久的老太其實已經重新適應了傳統風俗，因此她對于那瓶好不容易來到嘴邊的汽水，第一口失望，第二口搖頭。她終于沒有了牽掛，撒手塵寰，也就這樣丟棄了荷蘭。

　　她以生命的結束，完成了一場小小的兩種生態文明的拉鋸戰。

　　這中間一個最有爭議的問題是向大城市聚集的移民潮。很多證據證明，這股大潮增加了城市的負擔，降低了生活的質量，平添了意外的災難;但也有一些學者指出，城市的每次大發展都與移民有關，而歐洲很多城市的發展其實還有待于移民，問題是提高移民的質量。一個城市發展程度越高，移民的整體水平也越高，不符合要求的移民只能移向他方。

　　然而這只是說著痛快，在實際操作上，這些國界越來越松散的歐洲國家，該如何來選擇移民質量在全球經濟一體化的背景下，這是城市遇到的最大隱懮，至今沒有找到解決的辦法。

　　從一路上走過的歐洲各國來看，倫敦和巴黎的市民搬離城市的比例稍高一些;幾個貧困國家像西班牙、愛爾蘭、葡萄牙則不會出現這種趨向，因為那里的農村還荒漠一片;德國、瑞士、奧地利等國家城鄉并榮，處于一種平衡狀態。很多有識之士認為，既要避免“城市病”又要阻止對農村的擴張，行之有效的辦法是兩個：一是在市郊營造設施齊全的小區;二是在城內擴大自然空間。

　　那么，文化韻味和審美意態也只能在這多種生存方式中各別挖掘，而不宜夸張對于村野生態的向往情懷了。

　　總之，我們躋身其間的大城市雖然毛病多多，卻還沒有到可以大聲詛咒、大步背離的時候。知道遠處有森林綠坡、小鎮馬蹄，但我們注定要與平庸和喧鬧一起棲宿。

　　那個巨人

　　我終于來到了滑鐵盧。一八一五年六月十八日下午，一頭雄獅在這里倒下。歐洲的王室松了一口氣，重新從這里抬起驕傲的腳步。

　　古戰場的遺址上堆起一座山丘，山丘頂上鐵獅威武。但這頭鐵獅并非紀念那頭雄獅，而是相反，紀念對他的制服。

　　山丘的泥土全部取自戰場，這小小的兩公里擁擠過十幾萬廝殺的人群，每一寸都浸泡過鮮血。當時剛剛獲勝的威靈頓長長一嘆，說：“勝利，是除了失敗之外的最大悲劇”

　　山丘由列日市的婦女背土筑成，因為她們支持過拿破侖，這是懲罰性的勞役。

　　為什么獨獨要讓婦女們來承擔這個勞役說是她們的男人正在接受更大的懲罰。但在我看來，那是出于勝利者們對那個失敗者殘存的嫉妒。男人間的嫉妒往往與女人有關，因此必然會讓支持過他、崇拜過他的她們，來確認他的失敗，這可能是對他最大的羞辱。

　　女人們用柔軟的雙手捧起泥土，哪里還分得清什么勝方敗方只知道這是男人的血，這是不干的土。加幾滴我們的眼淚進去拌一拌吧，至于這座山丘的含義，我們心里清楚。

　　滑鐵盧戰場遺址，自然由當年的勝利者保存和修復，但奇怪的是，幾乎所有的游人在心中祭拜的，都是那位騎著白馬的失敗者。那座紀念山丘，兩百多級高高的臺階，連小阿也在那里步步攀登。一隊比利時的小學生全部爬到了頂部，一問，他們只知道拿破侖，不知道威靈頓。他們是小孩，而且并不是法國的。因此，當年壘筑這座山丘的意圖，已經全部落空。

　　以往我們習慣于把戰爭分作正義和非正義兩種，說起來很明快，其實事情要比這種劃分復雜得多。像第二次世界大戰這樣是非分明的戰爭比較好辦，第一次世界大戰分起來就有一點麻煩了。如果分不清就說成是『狗咬狗”，那么，多數古戰場就成了一片狗吠，很少找得到人的蹤影。

　　戰爭雙方，如果沒有逾越人類公理的底線，那么隨著時間的推移，最后留下的只有意志的比照、智謀的競賽、人格的對壘，成為永久的話由、寫作的題材。《三國演義》里的馬蹄硝煙，蘇東坡如此悠悠緬懷，羅貫中如此娓娓道來，只因為那已是審美意義上的征戰。

　　滑鐵盧的戰事之所以與敦刻爾克大撤退、諾曼底登陸不同，是因為雙方都沒有逾越人類公理，因此一起成了后代的審美對象。審美一旦開始，勝敗立即退居很次要的地位，人們投注的是人格視線，即便是匹馬夕陽、荒原獨吼，也會籠罩著悲劇美。因此，拿破侖就有了超越威靈頓的巨大優勢，正好與勝敗相反。

　　審美心理曲線是一條長長的拋物線，以值得關注的奇異強勢作為起點。人們關注拿破侖由來已久，尤其是他從放逐的小島上直奔巴黎搶回皇位的傳奇，即使不喜歡他的人也會聲聲驚嘆。滑鐵盧只是那個漂亮行程的一個終點。可憐威靈頓，雖然勝利，卻只有點而沒有線。誰有那么好的視力去關注一個孤零零的點呢，因此難怪比利時的小學生不知道他，反而爬著他的勝利高坡，來懷念他的手下敗將。

　　其實豈止是今天的小學生，即便是戰事結束不久，即便不是法國人，大家說起滑鐵盧，也已經作為一個代表失敗的詞匯。可見，人們都把拿破侖當作了主體，都不自覺地站到了他的一邊。

　　亞里士多德說，詩比歷史更真實、更普遍。他所說的詩，泛指美學行為。

　　滑鐵盧遺址中有一個房子是雨果構思《悲慘世界》的地方，那么，詩中的滑鐵盧也擁有一個自己的指揮前沿。

　　雨果提起拿破侖時總是反復地念叨著“那個巨人”、“那個巨人”，其實發出這個聲音的也是巨人。“那個巨人”不知道身后會有一個文化巨人對他那么關注，這關注將把他隆重地送入另一部歷史，一代代觀者如堵。

　　余秋雨經典作品：風雨天一閣

　　不知怎么回事，天一閣對于我，一直有一種奇怪的阻隔。照理，我是讀書人，它是藏書樓，我是寧波人，它在寧波城，早該頻頻往訪的了，然而卻一直不得其門而入。1976年春到寧波養病，住在我早年的老師盛鐘健先生家，盛先生一直有心設法把我弄到天一間里去看一段時間書，但按當時的情景，手續頗煩人，我也沒有讀書的心緒，只得作罷。后來情況好了，寧波市文化藝術界的朋友們總要定期邀我去講點課，但我每次都是來去匆匆，始終沒有去過天一閣。

　　是啊，現在大批到寧波作幾日游的普通上海市民回來后都在大談天一閣，而我這個經常鉆研天一閣藏本重印書籍、對天一閣的變遷歷史相當熟悉的人卻從未進過閣，實在說不過去。直到1990年8月我再一次到寧波講課，終于在講完的那一天支支吾吾地向主人提出了這個要求。主人是文化局副局長裴明海先生，天一閣正屬他管轄，在對我的這個可怕缺漏大吃一驚之余立即決定，明天由他親自陪同，進天一閣。

　　但是。就在這天晚上，臺風襲來，暴雨如注，整個城市都在柔弱地顫抖。第二天上午如約來到天一閣時，只見大門內的前后天井、整個院子全是一片汪洋。打落的樹葉在水面上翻卷，重重磚墻間透出濕冷冷的-陰-氣。

　　看門的老人沒想到文化局長會在這樣的天氣陪著客人前來，慌忙從清潔工人那里借來半高統雨鞋要我們穿上，還遞來兩把雨傘。但是，院子里積水太深，才下腳，鞋統已經進水，唯一的辦法是干脆脫掉鞋子，挽起褲管趟水進去。本來渾身早已被風雨攪得冷颼颼的了，赤腳進水立即通體一陣寒噤。就這樣，我和裴明海先生相扶相持，高一腳低一腳地向藏書樓走去。天一閣，我要靠近前去怎么這樣難呢?明明已經到了跟前，還把風雨大水作為最后一道屏障來阻攔。我知道，歷史上的學者要進天一閣看書是難乎其難的事，或許，我今天進天一閣也要在天帝的主持下舉行一個獰厲的儀式?

　　天一閣之所以叫天一閣，是創辦人取《易經》中“天一生水”之義，想借水防火，來免去歷來藏書者最大的憂患火災。今天初次相見，上天分明將“天一生水” 的奧義活生生地演繹給了我看，同時又逼迫我以最虔誠的形貌投入這個儀式，剝除斯文，剝除參觀式的優閑，甚至不讓穿著鞋子踏入圣殿，卑躬屈膝、哆哆嗦嗦地來到跟前。今天這里再也沒有其他參觀者，這一切豈不是一種超乎尋常的安排?

　　不錯，它只是一個藏書樓，但它實際上已成為一種極端艱難、又極端悲槍的文化奇跡。

　　中華民族作為世界上最早進入文明的人種之一，讓人驚嘆地創造了獨特而美麗的象形文字，創造了簡帛，然后又順理成章地創造了紙和印刷術。這一切，本該迅速地催發出一個書籍的海洋，把壯闊的華夏文明播揚翻騰。但是，野蠻的戰火幾乎不間斷地在焚燒著脆薄的紙頁，無邊的愚昧更是在時時吞食著易碎的智慧。一個為寫書、印書創造好了一切條件的民族竟不能堂而皇之地擁有和保存很多書，書籍在這塊土地上始終是一種珍罕而又陌生的怪物，于是，這個民族的精神天地長期處于散亂狀態和自發狀態，它常常不知自己從哪里來，到哪里去，自己究竟是誰，要干什么。

　　只要是智者，就會為這個民族產生一種對書的企盼。他們懂得，只有書籍，才能讓這么悠遠的歷史連成纜索，才能讓這么龐大的人種產生凝聚，才能讓這么廣闊的土地長存文明的火種。很有一些文人學士終年辛勞地以抄書、藏書為業，但清苦的讀書人到底能藏多少書，而這些書又何以保證歷幾代而不流散呢?“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功名資財、良田巍樓尚且如此，更逞論區區幾箱書?宮廷當然有不少書，但在清代之前，大多構不成整體文化意義上的藏書規格，又每每毀于改朝換代之際，是不能夠去指望的。鑒于這種種情況，歷史只能把藏書的事業托付給一些非常特殊的人物了。這種人必得長期為官，有足夠的資財可以搜集書籍;這種人為官又最好各地遷移，使他們有可能搜集到散落四處的版本;這種人必須有極高的文化素養，對各種書籍的價值有迅捷的敏感;這種人必須有清晰的管理頭腦，從建藏書樓到設計書櫥都有精明的考慮，從借閱規則到防火措施都有周密的安排;這種人還必須有超越時間的深入謀劃，對如何使自己的后代把藏書保存下去有預先的構想。當這些苛刻的條件全都集于一身時，他才有可能成為古代中國的一名藏書家。

　　這樣的藏書家委實也是出過一些的，但沒過幾代，他們的事業都相繼萎謝。他們的名字可以寫出長長一串，但他們的藏書卻早已流散得一本不剩了。那么，這些名字也就組合成了一種沒有成果的努力，一種似乎實現過而最終還是未能實現的悲劇性愿望。

　　能不能再出一個人呢，哪怕僅僅是一個，他可以把上述種種苛刻的條件提升得更加苛刻，他可以把管理、保存、繼承諸項關節琢磨到極端，讓偌大的中國留下一座藏書樓，一座，只是一座!上天，可憐可憐中國和中國文化吧。

　　這個人終于有了，他便是天一閣的創建人范欽。

　　清代乾嘉時期的學者阮元說：“范氏天一閣，自明至今數百年，海內藏書家，唯此巋然獨存。”

　　這就是說，自明至清數百年廣闊的中國文化界所留下的一部分書籍文明，終于找到了一所可以稍加歸攏的房子。

　　明以前的漫長歷史，不去說它了，明以后沒有被歸攏的書籍，也不去說它了，我們只向這座房子叩頭致謝吧，感謝它為我們民族斷殘零落的精神史，提供了一個小小的棲腳處。

　　范欽是明代嘉靖年間人，自27歲考中進士后開始在全國各地做官，到的地方很多，北至陜西、河南，南至兩廣、云南，東至福建、江西，都有他的宦跡。最后做到兵部右侍郎，官職不算小了。這就為他的藏書提供了充裕的財力基礎和搜羅空間。在文化資料十分散亂，又沒有在這方面建立起像樣的文化市場的當時，官職本身也是搜集書籍的重要依憑。他每到一地做官，總是非常留意搜集當地的公私刻本，特別是搜集其他藏書家不甚重視、或無力獲得的各種地方志、政書、實錄以及歷科試士錄，明代各地位人刻印的詩文集，本是很容易成為過眼煙云的東西，他也搜得不少。這一切，光有搜集的熱心和資財就不夠了。乍一看，他是在公務之暇把玩書籍，而事實上他已經把人生的第一要務看成是搜集圖書，做官倒成了業余，或者說，成了他搜集圖書的必要手段。他內心隱潛著的輕重判斷是這樣，歷史的宏觀裁斷也是這樣。好像歷史要當時的中國出一個藏書家，于是把他放在一個顛簸九州的官位上來成全他。

　　一天公務，也許是審理了一宗大案，也許是彈劾了一名tan官，也許是調停了幾處官場恩怨，也許是理順了幾項財政關系，衙堂威儀，朝野聲譽，不一而足。然而他知道，這一切的重量加在一起也比不過傍晚時分差役遞上的那個薄薄的藍布包袱，那里邊幾冊按他的意思搜集來的舊書，又要匯入行篋。他那小心翼翼翻動書頁的聲音，比開道的鳴鑼和吆喝都要響亮。

　　范欽的選擇，碰撞到了我近年來特別關心的一個命題：基于健全人格的文化良知，或者倒過來說，基于文化良知的健全人格。沒有這種東西，他就不可能如此矢志不移，輕常人之所重，重常人之所輕。他曾毫不客氣地頂撞過當時在朝廷權勢極盛的皇親郭勛，因而遭到延杖之罰，并下過監獄。后來在仕途上仍然耿直不阿，公然冒犯權奸嚴氏家族，嚴世藩想加害于他，而其父嚴嵩卻說：“范欽是連郭勛都敢頂撞的人，你參了他的官，反而會讓他更出名。”結果嚴氏家族竟奈何范欽不得。我們從這些事情可以看到，一個成功的藏書家在人格上至少是一個強健的人。

　　這一點我們不妨把范欽和他身邊的其他藏書家作個比較。與范欽很要好的書法大師豐坊也是一個藏書家，他的字毫無疑問要比范欽寫得好，一代書家董其昌曾非常欽佩地把他與文徵明并列，說他們兩人是“墨池董狐”，可見在整個中國古代書法史上，他也是一個耀眼的星座。他在其他不少方面的學問也超過范欽，例如他的專著《五經世學》，就未必是范欽寫得出來的。但是，作為一個地道的學者藝術學，他太激動，大天真，太脫世，太不考慮前后左右，太隨心所欲。起先他也曾狠下一條心變賣掉家里的千畝良田來換取書法名帖和其他書籍，在范欽的天一閣還未建立的時候他已構成了相當的藏書規模，但他實在不懂人情世故，不懂口口聲聲尊他為師的門生們也可能是巧取豪奪之輩，更不懂得藏書樓防火的技術，結果他的全部藏書到他晚年已有十分之六被人拿走，又有一大部分毀于火災，最后只得把剩余的書籍轉售給范欽。范欽既沒有豐坊的藝術才華，也沒有豐坊的人格缺陷，因此，他以一種冷峻的理性提煉了豐坊也會有的文化良知，使之變成一種清醒的社會行為。相比之下，他的社會人格比較強健，只有這種人才能把文化事業管理起來。太純粹的藝術家或學者在社會人格上大多缺少旋轉力，是辦不好這種事情的。

　　另一位可以與范欽構成對比的藏書家正是他的侄子范大澈。范大澈從小受叔父影響，不少方面很像范欽，例如他為官很有能力，多次出使國外，而內心又對書籍有一種強烈的癖好;他學問不錯，對書籍也有文化價值上的裁斷力，因此曾被他搜集到一些重要珍本。他藏書，既有叔父的正面感染，也有叔父的反面刺激。據說有一次他向范欽借書而范欽不甚爽快，便立志自建藏書樓來悄悄與叔父爭勝，歷數年努力而樓成，他就經常邀請叔父前去作客，還故意把一些珍貴秘本放在案上任叔父隨意取閱。遇到這種情況，范欽總是淡淡的一笑而已。在這里，叔侄兩位藏書家的差別就看出來了。侄子雖然把事情也搞得很有樣子，但背后卻隱藏著一個意氣性的動力，這未免有點小家子氣了。在這種情況下，他的終極性目標是很有限的，只要把樓建成，再搜集到叔父所沒有的版本，他就會欣然自|慰。結果，這位作為后輩新建的藏書樓只延續幾代就合乎邏輯地流散了，而天一閣卻以一種怪異的力度屹立著。

　　實際上，這也就是范欽身上所支撐著的一種超越意氣、超越嗜好、超越才情，因此也超越時間的意志力。這種意志力在很長時間內的表現常常讓人感到過于冷漠、嚴峻，甚至不近人情，但天一閣就是靠著它延續至今的。

　　藏書家遇到的真正麻煩大多是在身后，因此，范欽面臨的問題是如何把自己的意志力變成一種不可動搖的家族遺傳。不妨說，天一間真正堪稱悲壯的歷史，開始于范欽死后。我不知道保住這座樓的使命對范氏家族來說算是一種榮幸，還是一場延綿數百年的苦役。

　　活到80高齡的范欽終于走到了生命盡頭，他把大兒子和二媳婦(二兒子已亡故)叫到跟前，安排遺產繼承事項。老人在彌留之際還給后代出了一個難題，他把遺產分成兩份，一份是萬兩白銀，一份是一樓藏書，讓兩房挑選。

　　這是一種非常奇怪的遺產分割法。萬兩白銀立即可以享用，而一樓藏書則除了沉重的負擔沒有任何享用的可能，因為范欽本身一輩子的舉止早已告示后代，藏書絕對不能有一本變賣，而要保存好這些藏書每年又要支付一大筆費用。為什么他不把保存藏書的責任和萬兩白銀都一分為二讓兩房一起來領受呢?為什么他要把權利和義務分割得如此徹底要后代選擇呢?

　　我堅信這種遺產分割法老人已經反復考慮了幾十年。實際上這是他自己給自己出的難題：要么后代中有人義無返顧、別無他求地承擔艱苦的藏書事業，要么只能讓這一切都隨自己的生命煙消云散!他故意讓遺囑變得不近情理，讓立志繼承藏書的一房完全無利可圖。因為他知道這時候只要有一絲摻假，再隔幾代，假的成分會成倍地擴大，他也會重蹈其他藏書家的覆轍。他沒有絲毫意思想譏刺或鄙薄要繼承萬兩白銀的那一房，誠實地承認自己沒有承接這項歷史性苦役的信心，總比在老人病榻前不太誠實的信誓旦旦好得多。但是，毫無疑問，范欽更希望在告別人世的最后一刻聽到自己企盼了幾十年的聲音。他對死神并不恐懼，此刻卻不無恐懼地直視著后輩的眼睛。

　　大兒子范大沖立即開口，他愿意繼承藏書樓，并決定撥出自己的部分良田，以田租充當藏書樓的保養費用。

　　就這樣，一場沒完沒了的接力賽開始了。多少年后，范大沖也會有遺囑，范大沖的兒子又會有遺囑……，后一代的遺囑比前一代還要嚴格。藏書的原始動機越來越遠，而家族的繁衍卻越來越大，怎么能使后代眾多支脈的范氏世譜中每一家每一房都嚴格地恪守先祖范欽的規范呢?這實在是一個值得我們一再品味的艱難課題。在當時，一切有歷史跨度的文化事業只能交付給家族傳代系列，但家族傳代本身卻是一種不斷分裂、異化、自立的生命過程。讓后代的后代接受一個需要終生投入的強硬指令，是十分違背生命的自在狀態的;讓幾百年之后的后裔不經自身體驗就來沿襲幾百年前某位祖先的生命沖動，也難免有許多憋氣的地方。不難想象，天一閣藏書樓對于許多范氏后代來說幾乎成了一個宗教式的朝拜對象，只知要誠惶誠恐地維護和保存，卻不知是為什么。按照今天的思維習慣，人們會在高度評價范氏家族的豐功偉績之余隨之揣想他們代代相傳的文化自覺，其實我可肯定此間埋藏著許多難以言狀的心理悲劇和家族紛爭，這個在藏書樓下生活了幾百年的家族非常值得同情。

　　后代子孫免不了會產生一種好奇，樓上究竟是什么樣的呢?到底有哪些書，能不能借來看看?親戚朋友更會頻頻相問，作為你們家族世代供奉的這個秘府，能不能讓我們看上一眼呢?

　　范欽和他的繼承者們早就預料到這種可能，而且預料藏書樓就會因這種點滴可能而崩坍，因而已經預防在先。他們給家族制定了一個嚴格的處罰規則，處罰內容是當時視為最大屈辱的不予參加祭祖大典，因為這種處罰意味著在家族血統關系上亮出了“黃牌”，比杖責鞭笞之類還要嚴重。處罰規則標明：子孫無故開門入閣者，罰不與祭3次;私領親友入閣及擅開書櫥者，罰不與祭1年;擅將藏書借出外房及他姓者，罰不與祭3年，因而典押事故者，除追懲外，永行擯逐，不得與祭。

　　在此，必須講到那個我每次想起都很難過的事件了。嘉慶年間，寧波知府丘鐵卿的內侄女錢繡蕓是一個酷愛詩書的姑娘，一心想要登天一閣讀點書，竟要知府作媒嫁給了范家。現代社會學家也許會責問錢姑娘你究竟是嫁給書還是嫁給人，但在我看來，她在婚姻很不自由的時代既不看重錢也不看重勢，只想借著婚配來多看一點書，總還是非常令人感動的。但她萬萬沒有想到，當自己成了范家媳婦之后還是不能登樓，一種說法是族規禁止婦女登樓，另一種說法是她所嫁的那一房范家后裔在當時已屬于旁支。反正錢繡蕓沒有看到天一閣的任何一本書，郁郁而終。

　　今天，當我抬起頭來仰望天一閣這棟樓的時候，首先想到的是錢繡蕓那憂郁的目光。我幾乎覺得這里可出一個文學作品了，不是寫一般的婚姻悲劇，而是寫在那很少有人文主義氣息的中國封建社會里，一個姑娘的生命如何強韌而又脆弱地與自己的文化渴求周旋。

　　從范氏家族的立場來看，不準登樓，不準看書，委實也出于無奈。只要開放一條小縫，終會裂成大隙。但是，永遠地不準登樓，不準看書，這座藏書樓存在于世的意義又何在呢?這個問題，每每使范氏家族陷入困惑。

　　范氏家族規定，不管家族繁衍到何等程度，開閣門必得各房一致同意。閣門的鑰匙和書櫥的鑰匙由各房分別掌管，組成一環也不可缺少的連環，如果有一房不到是無法接觸到任何藏書的。既然每房都能有效地行使否決權，久而久之，每房也都產生了終極性的思考：被我們層層疊疊堵住了門的天一閣究竟是干什么用的?

　　就在這時，傳來消息，大學者黃宗羲先生要想登樓看書!這對范家各房無疑是一個巨大的震撼。黃宗羲是“吾鄉”余姚人，對范氏家族沒有任何血緣關系，照理是嚴禁登樓的，但無論如何他是靠自己的人品、氣節、學問而受到全國思想學術界深深欽佩的巨人，范氏各房也早有所聞。盡管當時的信息傳播手段非常落后，但由于黃宗羲的行為舉止實在是奇崛響亮，一次次在朝野之間造成非凡的轟動效應。他的父親本是明末東林黨重要人物，被魏忠賢宦官集團所殺，后來宦官集團受審，19 歲的黃宗羲在廷一質時竟義憤填膺地錐刺和痛毆漏網余黨，后又追殺兇手，警告阮大鋮，一時大快人心。清兵南下時他與兩個弟弟在家鄉組織數百人的子弟兵“世忠營”英勇抗清，抗清失敗后便潛心學術，邊著述邊講學，把民族道義、人格道德溶化在學問中啟世迪人，成為中國古代學術天域中第一流的思想家和歷史學家。他在治學過程中已經到紹興鈕氏“世學樓”和祁氏“淡生堂”去讀過書，現在終于想來叩天一閣之門了。他深知范氏家族的森嚴規矩，但他還是來了，時間是康熙十二年，即1673年。

　　出乎意外，范氏家族的各房竟一致同意黃宗羲先生登樓，而且允許他細細地閱讀樓上的全部藏書。這件事，我一直看成是范氏家族文化品格的一個驗證。他們是藏書家，本身在思想學術界和社會政治領域都沒有太高的地位，但他們畢竟為一個人而不是為其他人，交出了他們珍藏嚴守著的全部鑰匙。這里有選擇，有裁斷，有一個龐大的藏書世家的人格閃耀。黃宗羲先生長衣布鞋，悄然登樓了。銅鎖在一具具打開，1673年成為天一閣歷史上特別有光彩的一年。

　　黃宗羲在天一閣翻閱了全部藏書，把其中流通來廣者編為書目，并另撰《天一閣藏書記》留世。由此，這座藏書樓便與一位大學者的人格連結起來了。

　　從此以后，天一閣有了一條可以向真正的大學者開放的新規矩，但這條規矩的執行還是十分苛嚴，在此后近200年的時間內，獲準登樓的大學者也僅有10余名，他們的名字，都是上得了中國文化史的。

　　這樣一來，天一閣終于顯現了本身的存在意義，盡管顯現的機會是那樣小。封建家族的血緣繼承關系和社會學術界的整體需求產生了尖銳的矛盾，藏書世家面臨著無可調和的兩難境地：要么深藏密裹使之留存，要么發揮社會價值而任之耗散。看來像天一閣那樣經過最嚴格的選擇作極有限的開放是一個沒有辦法中的辦法。但是，如此嚴格地在全國學術界進行選擇，已遠遠超出了一個家族的職能范疇了。

　　直到乾隆決定編纂《四庫全書》，這個矛盾的解決才出現了一些新的走向。乾隆諭旨各省采訪遺書，要各藏書家，特別是江南的藏書家積極獻書。天一閣進呈珍貴古籍600余種，其中有96種被收錄在《四庫全書》中，有370余種列入存目。乾隆非常感謝天一閣的貢獻，多次褒揚獎賜，并授意新建的南北主要藏書樓都仿照天一閣格局營建。

　　天一閣因此而大出其名，盡管上獻的書籍大多數沒有發還，但在國家級的“百科全書”中，在欽定的藏書樓中，都有了它的生命。我曾看到好些著作文章中稱乾隆下今天一閣為《四庫全書》獻書是天一閣的一大浩劫，頗覺言之有過。藏書的意義最終還是要讓它廣泛流播，“藏”本身不應成為終極目的。連堂堂皇家編書都不得不大幅度地動用天一閣的珍藏，家族性的收藏變成了一種行政性的播楊，這證明天一閣獲得了大成功，范欽獲得了大成功。

　　天一閣終于走到了中國近代。什么事情一到中國近代總會變得怪異起來，這座古老的藏書樓開始了自己新的歷險。

　　先是太平軍進攻寧波時當地小偷趁亂拆墻偷書，然后當廢紙論斤賣給造紙作坊。曾有一人出高價從作坊買去一批，卻又遭大火焚毀。

　　這就成了天一閣此后命運的先兆，它現在遇到的問題已不是讓不讓某位學者上樓的問題了，竟然是竊賊和偷兒成了它最大的對手。

　　1914年，一個叫薛繼渭的偷兒奇跡般地潛入書樓，白天無聲無息，晚上動手偷書，每日只以所帶棗子充饑，東墻外的河上，有小船接運所偷書籍。這一次幾乎把天一閣的一半珍貴書籍給偷走了，它們漸漸出現在上海的書鋪里。

　　薛繼渭的這次偷竊與太平天國時的那些小偷不同，不僅數量巨大、操作系統，而且最終與上海的書鋪掛上了鉤，顯然是受到書商的指使。近代都市的書商用這種辦法來侵吞一個古老的藏書樓，我總覺得其中蘊含著某種象征意義。把保護藏書樓的種種措施都想到了家的范欽確實沒有在防盜的問題上多動腦筋，因為這對在當時這樣一個家族的院落來說構不成一種重大威脅。但是，這正像范欽想象不到會有一個近代降臨，想象不到近代市場上那些商人在資本的原始積累時期會采取什么手段。一架架的書櫥空了，錢繡蕓小姐哀怨地仰望終身而未能上的樓板，黃宗羲先生小心翼翼地踩踏過的樓板，現在只留下偷兒吐出的一大堆棗核在上面。

　　當時主持商務印書館的張元濟先生聽說天一閣遭此浩劫，并得知有些書商正準備把天一閣藏本賣給外國人，便立即撥巨資搶救，保存于東方圖書館的“涵芬樓” 里。涵芬樓因有天一閣藏書的潤澤而享譽文化界，當代不少文化大家都在那里汲取過營養。但是，如所周知，它最終竟又全部焚毀于日本侵略軍的炸彈之下。

　　這當然更不是數百年前的范欽先生所能預料的了。他“天一生水”的防火秘咒也終于失效。

　　然而毫無疑問，范欽和他后代的文化良知在現代并沒有完全失去光亮。除了張元濟先生外，還有大量的熱心人想努力保護好天一閣這座“危樓”，使它不要全然成為廢墟。這在現代無疑已成為一個社會性的工程，靠著一家一族的力量已無濟于事。幸好，本世紀30年代、50年代、60年代直至80年代，天一閣一次次被大規模地修繕和充實著，現在已成為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也是人們游覽寧波時大多要去訪謁的一個處所。天一閣的藏書還有待于整理，但在文化信息密集、文化溝通便捷的現代，它的主要意義已不是以書籍的實際內容給社會以知識，而是作為一種古典文化事業的象征存在著，讓人聯想到中國文化保存和流傳的艱辛歷程，聯想到一個古老民族對于文化的渴求是何等悲愴和神圣。

　　我們這些人，在生命本質上無疑屬于現代文化的創造者，但從遺傳因子上考察又無可逃遁地是民族傳統文化的了遺，因此或多或少也是天一閣傳代系統的繁衍者，盡管在范氏家族看來只屬于“他姓”。登天一閣樓梯時我的腳步非常緩慢，我不斷地問自己：你來了嗎?你是哪一代的中國書生?

　　很少有其他參觀處所能使我像在這里一樣心情既沉重又寧靜。閣中一位年老的版本學家顫巍巍地捧出兩個書函，讓我翻閱明刻本，我翻了一部登科錄，一部上海志，深深感到，如果沒有這樣的孤本，中國歷史的許多重要側面將沓無可尋。由此想到，保存這些歷史的天一閣本身的歷史，是否也有待于進一步發掘呢?裴明海先生遞給我一本徐季子、鄭學博、袁元龍先生寫的《寧波史話》的小冊子，內中有一篇介紹了天一閣的變遷，寫得扎實而清晰，使我知道了不少我原先不知道的史實。但在我看來，天一閣的歷史是足以寫一部宏偉的長篇史詩的。我們的文學藝術家什么時候能把他們的目光投向這種蒼老的屋宇和庭園呢?什么時候能把范氏家族和其他許多家族數百年來的靈魂史袒示給現代世界呢?

　　
看過“余秋雨經典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