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愛玲(1920-1995),這位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占有重要分量的女性作家,其文學作品至今仍擁有大量的讀者。下面就是小編給大家整理的張愛玲散文，希望大家喜歡。

　　張愛玲散文一：燼余錄

　　我與香港之間已經隔了相當的距離了——幾千里路，兩年，新的事，新的人。戰時香港所見所聞，唯其因為它對于我有切身的、劇烈的影響，當時我是無從說起的。現在呢，定下心來了，至少提到的時候不至于語無倫次。然而香港之戰予我的印象幾乎完全限于一些不相干的事。

　　我沒有寫歷史的志愿，也沒有資格評論史家應持何種態度，可是私下里總希望他們多說點不相干的話。現實這樣東西是沒有系統的，像七八個話匣子同時開唱，各唱各的，打成一片混沌。在那不可解的喧囂中偶然也有清澄的，使人心酸眼亮的一剎那，聽得出音樂的調子，但立刻又被重重黑暗擁上來，淹沒了那點了解。畫家。文人。作曲家將零星的。湊巧發現的和諧聯系起來，造成藝術上的完整性。歷史如果過于注重藝術上的完整性，便成為小說了。像威爾斯①的《歷史大綱》，所以不能路于正史之列，便是因為它太合理化了一點，自始至終記述的是小我與大我的斗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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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威爾斯(HerbertGeorgeWells，1866-1946)，英國作家。除小說創作外，他也從事社會歷史研究。

　　清堅決絕的宇宙觀，不論是政治上的還是哲學上的，總未免使人嫌煩。人生的所謂“生趣”全在那些不相干的事。

　　在香港，我們韌得到開戰的消息的時候，宿舍里的一個女同學發起急來，道：“怎么辦呢?沒有適當的衣服穿!”她是有錢的華僑，對于社交上的不同的場合需要不同的行頭，從水上跳舞會到隆重的晚餐，都有充分的準備，但是她沒想到打仗。后來她借到了一件寬大的黑色棉袍，對于頭上營營飛繞的空軍大約是沒有多少吸引力的。逃難的時候，宿舍的學生“各自奔前程”。戰后再度相會她已經剪短了頭發，梳了男式的菲律賓頭，那在香港是風行一時的，為了可以冒充男性。

　　戰爭期中各人不同的心理反應，確與衣服有關。譬如說，蘇雷珈、蘇雷珈是馬來半島一個偏僻小鎮的西施，瘦小，棕黑皮膚，睡沉沉的眼睛與微微外露的白牙。像一般的受過修道院教育的女孩子，她是天真得可恥。她選了醫科，醫科要解剖人體，被解剖的尸體穿衣服不穿?蘇雷珈曾經顧慮到這一層，向人打聽過。這笑話在學校里早出了名。

　　一個炸彈掉在我們宿舍的隔壁，舍監不得不督促大家避下山去。在急難中蘇雷珈并沒忘記把她最顯煥的衣服整理起來，雖經許多有見識的人苦口婆心地勸阻，她還是在炮火下將那只累贅的大皮箱設法搬運下山。蘇雷砌加人防御工作，在紅十字會分所充當臨時看護，穿著赤銅地綠壽字的織錦緞棉袍蹲在地上劈柴生火，雖覺可惜，也還是值得的，那一身伶俐的裝束給了她空前的自信心，不然，她不會同那些男護士混得那么好。同他們一起吃苦，擔風險，開玩笑，她漸漸慣了，話也多了，人也干練了。戰爭對于她是很難得的教育。

　　至于我們大多數的學生，我們對于戰爭所抱的態度，可以打個譬喻，是像一個人坐在硬板凳上打瞌盹，雖然不舒服，而且沒結沒完地抱怨著，到底還是睡著了。

　　能夠不理會的，我們一概不理會。出生人死，沉浮于最富色彩的經驗中，我們還是我們，一塵不染，維持著索日的生活典型。有時候仿佛有點反常，然而仔細分析起來，還是一貫作風。像艾蕪林，她是從中國內地來的，身經百戰，據她自己說是吃苦耐勞，擔驚受怕慣了的。可是轟炸我們鄰近的軍事要塞的時候，艾英林第一個受不住，歇斯底里起來，大哭大鬧，說了許多可怖的戰爭的故事，把旁邊的女學生一個個嚇得面無人色。

　　艾英林的悲觀主義是一種健康的悲觀。宿舍里的存糧看看要完了，但是艾英林比平時吃得特別多，而且勸我們大家努力地吃，因為不久便沒的吃了。我們未嘗不想極力搏節，試行配繪制度，但是她百般阻撓，她整天吃飽了就坐在一邊啜泣，因而得了便秘癥。

　　我們聚集在宿舍的最下層，黑漆漆的箱子間里，只聽見機關槍“忒啦啦啪啪”像荷時上的雨。因為怕流彈，大小姐不敢走到窗戶跟前迎著亮洗萊，所以我們的菜湯里滿是蠕蠕的蟲。

　　同學里只有炎櫻膽大，冒死上城去看電影——看的是五彩卡通——回宿舍后又獨自在樓上洗澡，流彈打碎了浴室的玻璃窗，她還在盆里從容地潑水唱歌，舍監聽見歌聲，大大地發怒了。她的不在乎仿佛是對眾人的恐怖的一種諷嘲。

　　港大停止辦公了，異鄉的學生被迫離開宿舍，無家可歸，不參加守城工作，就無法解決膳宿問題。我跟著一大批同學到防空總部去報名，報了名領了證章出來就遇著空襲。我們從電車上跳下來向人行道奔去，縮在門洞子里，心里也略有點懷疑我們是否盡了防空團員的責任。——究竟防空員的責任是什么，我還沒來得及弄明白，仗已經打完了。——門洞子里擠滿了人，有腦油氣味的，棉墩墩的冬天的人。從人頭上看出去，是明凈的淺藍的天。一輛空電車停在街心，電車外面，淡淡的太陽，電車里面，也是太陽——單只這電車便有一種原始的荒涼。

　　我覺得非常難受——竟會死在一群陌生人之間么?可是，與自己家里人死在一起，一家骨肉被炸得稀爛，又有什么好處呢?有人大聲發出命令：“摸地!摸地!”哪兒有空隙讓人蹲下地來呢?但是我們一個磕在一個的背上，到底是蹲下來了。飛機往下撲，砰的一聲，就在頭上。我把防空員的鐵帽子罩住了臉，黑了好一會，才知道我們并沒有死，炸彈落在對街。一個大腿上受了傷的青年店伙被拾進來了，褲子卷上去，稍微流了點血。他很愉快，因為他是群眾的注意集中點。門洞子外的人起先捶門捶不開，現在更理直氣壯了，七嘴八舌嚷：“開門呀，有人受了傷在這里!

　　開門!開門!”不怪里面不敢開，因為我們人太雜了，什么事都做得出。外面氣得直罵“沒人心”，到底里面開了門，大家一哄而人，幾個女太太和女傭木著臉不敢做聲，穿堂里的箱籠，過后是否短了幾只，不得而知。飛機繼續擲彈，可是漸漸遠了。警報解除之后。大家又不顧命地軋上電車，唯恐趕不上，犧牲了一張電車票。

　　我們得到了歷史教授佛朗士被槍殺的消息——是他們自己人打死的。像其他的英國人一般，他被征人伍。那天他在黃昏后回到軍營里去，大約是在思索著一些什么，沒聽見哨兵的咆喝，哨兵就放了槍。

　　佛朗士是一個豁達的人，徹底地中國化，中國字寫得不錯(就是不大知道筆畫的先后)，愛喝酒，曾經和中國教授們一同游廣州，到一個名聲不大好的尼愿里去看小尼姑。他在人煙稀少處造有三幢房屋，一幢專門養豬。家里不裝電燈自來水，因為不贊成物質文明。汽車倒有一輛，破舊不堪，是給仆歐買菜趕集用的。

　　他有孩子似的肉紅臉，瓷藍眼睛，伸出來的圓下巴，頭發已經稀了，頸上系一塊黯敗的藍字寧綢作為領帶。上課的時候他抽煙抽得像煙囪。盡管說話，嘴唇上永遠險伶伶地吊著一支香煙，蹺板似的一上一下，可是再也不會落下來。煙蒂子他順手向窗外一甩，從女學生蓬松的鬈發上飛過，很有著火的危險。

　　他研究歷史很有獨到的見地。官樣文字被他耍著花腔一念，便顯得十分滑稽，我們從他那里得到一點歷史的親切感和扼要的世界觀，可以從他那里學到的還有很多很多，可是他死了——最無名目的死。第一，算不了為國捐軀。即使是“光榮殉國”，又怎樣?他對于英國的殖民地政策沒有多大同情，但也看得很隨便，也許因為世界上的傻事不止那一件。每逢志愿兵操演，他總是拖長了聲音通知我們：“下禮拜一不能同你們見面了，孩子們，我要去練武功。”想不到“練武功”競送了他的命——一個好先生，一個好人。人類的浪費……

　　圍城中種種設施之糟與亂，已經有好些人說在我頭里了。政府的冷藏室里，冷氣管失修，堆積如山的牛肉，寧可眼看著它腐爛，不肯拿出來。做防御工作的人只分到米與黃豆，沒有油，沒有燃料。各處的防空機關只忙著爭柴爭米，設法喂養手下的人員，哪兒有閑工夫去照料炸彈?接連兩天我什么都沒吃，飄飄然去上工。當然，像我這樣不盡職的人，受點委屈也是該當的。在炮火下我看完了《官場現形記》。小時候看過而沒能領略它的好處，一直想再看一遍。一面看，一面擔心能夠不能夠容我看完。宇印得極小，光線又不充足，但是，一個炸彈下來，還要眼睛做什么呢?——“皮之不存，毛將焉附”?

　　圍城的十八天里，誰都有那種清晨四點鐘的難挨的感覺——寒噤的黎明，什么都是模糊，瑟縮，靠不住。回不了家，等回去了，也許家已經不存在了。房子可以毀掉，錢轉眼可以成廢紙，人可以死，自己更是朝不保暮。像唐詩上的“凄凄去親愛，泛泛人煙霧”，可是那到底不像這里的無牽無桂的虛空與絕望。人們受不了這個，急于攀住一點踏實的東西，因而結婚了。有一對男女到我們辦公室里來向防空處長借汽車去領結婚證書。男的是醫生，在乎日也許并不是一個“善眉善眼”的人，但是他不時的望著他的新娘子，眼里只有近于悲哀的戀戀的神情。新娘是看護，矮小美麗，紅顴骨，喜氣洋洋，弄不到結婚禮服，只穿著一件談綠綢夾袍，鑲著墨綠花邊。他們來了幾次，一等等上幾個鐘頭，默默對坐，對看，熬不住滿臉的微笑，招得我們全笑了。實在應當謝謝他們給帶來無端的快樂。

　　到底仗打完了。乍一停，很有一點弄不慣，和平反面使人心亂，像喝醉酒似的。看見青天上的飛機，知道我們盡管仰著臉欣賞它而不至于有炸彈落在頭上，單為這一點便覺得它很可愛。冬天的樹，凄迷稀薄像淡黃的云;自來水管子里流出來的清水，電燈光，街頭的熱鬧，這些又是我們的了。第一，時間又是我們的了——白天，黑夜，一年四季——我們暫時可以活下去了，怎不叫人歡喜得發瘋呢?就是因為這種特殊的戰后精神狀態。一九二0年在歐洲號稱“發燒的一九二0年”。

　　我記得香港陷落后我們怎樣滿街的找尋冰淇淋和嘴唇膏。我們撞進每一家吃食店去問可有冰摸琳。只有一家答應說明天下午或許有，于是我們第二天步行十來里路去踐約，吃到一盤昂貴的冰淇琳，里面吱格吱格全是冰屑子。街上擺滿了攤子，賣胭脂、西藥、罐頭牛羊肉，搶來的西裝、絨線衫，累絲窗簾，雕花玻璃器皿，整匹的呢絨。我們天天上城買東西，名為買，其實不過是看看而已。從那時候起我學會了怎樣以買東西當作一件消遣。——無怪大多數的女人樂此不疲。

　　香港重新發現了“吃”的喜悅。真奇怪，一件最自然，最基本的功能，突然得到過分的注意，在情感的光強烈的照射下，競變成下流的，反常的。在戰后的香港，街上每隔五步十步便蹲著個衣冠濟楚的洋行職員模樣的人，在小風爐上炸一種鐵硬的小黃餅。香港城不比上海有作為，新的投機事業發展得極慢。許久許久，街上的吃食仍舊為小黃餅所壟斷。漸漸有試驗性質的甜面包皮、三角餅，形跡可疑的椰子蛋糕。所有的學校教員、店伙、律師幫辦，全都改行做了餅師。

　　我們立在攤頭上吃滾油煎的蘿卜餅，尺來遠腳底下就躺著窮人的青紫的尸首。上海的冬天也是那樣的吧?可是至少不是那么尖銳肯定。香港沒有上海有涵養。

　　因為沒有汽油，汽車行全改了吃食店，沒有一家綢緞鋪或藥房不兼賣糕餅。香港從來沒有這樣饞嘴過。宿舍里的男女學生整天談講的無非是吃。

　　在這狂歡的氣氛里，唯有喬納生孤單單站著，充滿了鄙夷和憤恨。喬納生也是個華僑學生，曾經加入志愿軍上陣打過仗。他大衣里只穿著一件翻領襯衫，臉色蒼白，一綹頭發垂在眉間，有三分像詩人拜倫，就可惜是重傷風。喬納生知道九龍作戰的情形。他最氣的便是他們派兩個大學生出壕溝去把一個英國兵抬進來——“我們兩條命不抵他們一條。招兵的時候他們答應特別優待，讓我們歸我們自己的教授管轄，答應了全不算話!”他投筆從戎之際大約以為戰爭是____青年會所組織的九龍遠足旅行。

　　休戰后我們在“大學堂臨時醫院”做看護。除了由各大醫院搬來的幾個普通病人，其余大都是中流彈的苦力與被捕時受傷的趁火打劫者。有一個肺病患者比較有點錢，雇了另一個病人服侍他，派那人出去采辦東西，穿著寬袍大袖的病院制服滿街跑，院長認為太不成體統了，大發脾氣，把二人都攆了出去。另有個病人將一卷繃帶，幾把手術刀叉，三條病院制服的褲子藏在褥單底下，被發覺了。

　　難得有那么戲劇化的一剎那。病人的日子是悠長得不耐煩的。上頭派下來叫他們揀米，除去里面的沙石與稗子，因為實在沒事做，他們似乎很喜歡這單調的工作。時間一長，跟自己的傷口也發生了感情。在醫院里，各個不同的創傷就代表了他們整個的個性。每天敷藥換棉花的時候，我看見他們用溫柔的眼光注視新生的鮮肉，對之仿佛有一種創造性的愛。

　　他們住在男生宿舍的餐室里。從前那間房里充滿了喧嘩——留聲機上唱著卡門·麥蘭達的巴西情歌，學生們動不動就摔碗罵廚子。現在這里躺著三十幾個沉默、煩躁、有臭氣的人，動不了腿，也動不了腦筋，因為沒有思想的習慣。枕頭不夠用，將他們的床推到技子跟前，他們頭抵在柱子上，頸項與身體成九十度角。就這樣眼睜睜躺著，每天兩頓紅米飯，一頓干，一頓稀。太陽照亮了玻璃門，玻璃上糊的防空紙條經過風吹雨打，已經撕去了一大半了，斑駁的白跡子像巫魔的小紙人，尤其在晚上，深藍的玻璃上現出奇形怪狀的小白魍魎的剪影。

　　我們倒也不怕上夜班、雖然時間特別長，有十小時。夜里沒有什么事做。病人大小便，我們只消走出去叫一聲打雜的：“二十三號要屎乓。”(“乓”是廣東話，英文pan盆的音譯)或是“三十號要溺壺。”我們坐在屏風背后看書，還有宵夜吃，是特地給送來的牛奶面包皮。唯一的遺憾便是：病人的死亡，十有八九是在深夜。

　　有一個人，尻骨生了奇臭的蝕爛癥。痛苦到了極點，面部表情反倒近于狂喜……眼睛半睜半閉，嘴拉開了仿佛癢絲絲抓撈不著地微笑著。整夜地叫喚：“姑娘啊!姑娘啊!”悠長地，顫抖地，有腔有調。我不理。我是一個不負責任的，沒良心的看護。我恨這個人，因為他在那里受磨難，終于一房間的病人都醒過來了。他們看不過去，齊聲大叫：“姑娘。”我不得不走出來，陰沉地站在他床前，問道：“要什么?”他想了一想，呻吟道：“要水。”他只要人家繪他點東西，不拘什么都行。我告訴他廚房里沒有開水，又走開了。他嘆口氣，靜了一會，又叫起來，叫不動了，還哼哼：“姑娘啊……姑娘啊……哎，姑娘啊……”

　　三點鐘，我的同伴正在打瞌盹，我去燒牛奶，老著臉抱著肥白的牛奶瓶穿過病房往廚下去。多數的病人全都醒了，眼睜睜望著牛奶瓶，那在他們眼中是比卷心百合花更為美麗的。

　　香港從來未曾有過這樣寒冷的冬天。我用肥皂去洗那沒蓋子的黃銅鍋，手疼得像刀割。鍋上膩著油垢，工役們用它殿湯，病人用它洗臉。我把牛奶倒進去，銅鍋坐在藍色的煤氣火焰中，像一尊銅佛坐在青蓮花上，澄靜，光麗。但是那拖長腔的“姑娘啊!姑娘啊!”追蹤到廚房里來了。小小的廚房只點一支自蠟燭，我看守著將沸的牛奶，心里發慌，發怒，像被獵的獸。

　　這人死的那天我們大家都歡欣鼓舞。是天快亮的時候，我們將他的后事交給有經驗的職業看護，自己縮到廚房里去。我的同伴用椰子油烘了一爐小面包皮，味道頗像中國酒釀餅。雞在叫，又是一個凍白的早晨。我們這些自私的人若無其事地活下去了。

　　除了工作之外我們還念日文。派來的教師是一個年輕的俄國人，黃頭發剃得光光的。上課的時候他每每用日語問女學生的年紀。她一時答不上來，他便猜：“十八歲?十九歲?不會超過甘歲吧?你住在幾樓?待會兒我可以來拜訪么?”她正在盤算著如何托辭拒絕，他便笑了起來道：“不許說英文。你只會用日文說：‘請進來。請坐。請用點心。’你不會說‘滾出去!”說完了笑話，他自己先把臉漲得通紅。起初學生黑壓壓擠滿一課堂，漸漸減少了。少得不成樣，他終于賭氣不來了，另換了先生。

　　這俄國先生看見我畫的圖，獨獨賞識其中的一張，是炎櫻單穿著一件襯裙的肖像。他愿意出港幣五元購買，看見我們面有難色，連忙解釋：“五元，不連畫框。”

　　由于戰爭期間特殊空氣的感應，我畫了許多圖，由炎櫻著色。自己看了自己的作品歡喜贊嘆，似乎太不像話，但是我確實知道那些畫是好的，完全不像我畫的，以后我再也休想畫出那樣的圖來。就可惜看了略略使人發糊涂。即使以一生的精力為那些雜亂重疊的人頭寫注解式的傳記，也是值得的。譬如說，那暴躁的二房東太太，斗雞眼突出像兩只自來水龍頭;那少奶奶，整個的頭與頸便是理發店的電氣吹風管;像獅子又像狗的，蹲踞著的有傳染病的妓女，衣裳底下露出紅絲襪的盡頭與吊襪帶。

　　有一幅，我特別喜歡炎櫻用的顏色，全是不同的藍與綠，使人聯想到“滄海月明珠有淚，藍團日暖玉生煙”那兩句詩。一面在畫，一面我就知道不久我會失去那點能力。從那里我得到了教訓——老教訓：想做什么，立刻去做，都許來不及了。“人”是最拿不準的東西。

　　有個安南①青年，在同學群中是個有點小小名氣的畫家。他抱怨說戰后他筆下的線條不那么有力了，因為自己動手做菜，累壞了臂膀。因之我們每天看見他炸茄子(他只會做一樣炸茄子)，總覺得凄慘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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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安南，越南的舊稱。

　　戰爭開始的時候，港大的學生大都樂得歡蹦亂跳，因為十二月八日正是大考的第一天，平白地免考是千載難逢的盛事。那一冬天，我們總算吃夠了苦，比較知道輕重了。可是“輕重”這兩個宇，也難講……去掉了一切的浮文，剩下的仿佛只有飲食男女這兩項。人類的文明努力要想跳出單純的獸性生活的圈子，幾千年來的努力竟是妊費精神么?事實是如此。香港的外埠學生困在那里沒事做，成天就只買菜，燒菜，調情——不是普通的學生式的調情，溫和而帶一點感傷氣息的。在戰后的宿舍里，男學生躺在女朋友的床上玩紙牌一直到夜深。第二天一早，她還沒起床，他又來了，坐在床沿上。隔壁便聽見她嬌滴滴叫喊：“不行!不嗎!不，我不!”一直到她穿衣下床為止。這一類的現象給人不同的反應作用——會使人驚然回到孔子跟前去，也說不定。到底相當的束縛是少不得的。原始人天真雖天真，究竟不是一個充分的“人”。

　　醫院院長想到“戰爭小孩”(戰爭期間的私生子)的可能性，極其擔憂。有一天，他瞥見一個女學生偷偷摸摸抱著一個長形的包皮裹溜出宿舍，他以為他的噩夢終于實現了。后來才知道她將做工得到的米運出去變錢，因為路上流氓多，恐怕中途被劫，所以將一袋米改扮了嬰兒。

　　論理，這兒聚集了八十多個死里逃生的年輕人，因為死里逃生，更是充滿了生氣：有的吃，有的住，沒有外界的娛樂使他們分心;沒有教授(其實一般的教授們，沒有也罷)，可是有許多書，諸子百家，《詩經》、《圣經》，莎土比亞——正是大學教育的最理想的環境。然而我們的同學只拿它當做一個沉悶的過渡時期——過去是戰爭的苦惱，未來是坐在母親膝上哭訴戰爭的苦惱，把憋了許久的眼淚出清一下。眼前呢，只能夠無聊地在污穢的玻璃窗上徐滿了“家，甜蜜的家”的字樣。為了無聊而結婚，雖然無聊，比這種態度還要積極一點。

　　缺乏工作與消遣的人們不得不提早結婚，但看香港報上挨挨擠按的結婚廣告便知道了。學生中結婚的人也有。一般的學生對于人們的真性情素鮮有認識，一旦有機會刮去一點浮皮，看見底下的畏縮，怕癢，可憐又可笑的男人或女人，多半就會愛上他們最初的發現。當然，戀愛與結婚是于他們有益無損，可是自動地限制自己的活動范圍，到底是青年的悲劇。

　　時代的車轟轟地往前開。我們坐在車上，經過的也許不過是幾條熟悉的街道，可是在漫天的火光中也自驚心動魄。就可惜我們只顧忙著在一瞥即逝的店鋪的櫥窗里找尋我們自己的影子——我們只看見自己的臉，蒼白，渺小;我們的自私與空虛，我們恬不知恥的愚蠢——誰都像我們一樣，然而我們每人都是孤獨的。

　　張愛玲散文二：借銀燈

　　有一出紹興戲名叫《借銀燈》。因為聽不懂唱詞，內容我始終沒弄清楚，可是我酷愛這風韻天然的題目，這里就擅自引用了一下。《借銀燈》，無非是借了水銀燈來照一照我們四周的風俗人情罷了。水銀燈底下的事，固然也有許多不近人情的，發人深省的也未嘗沒有。

　　我將要談到的兩張影片，《桃李爭春》與《梅娘曲》，許是過了時了，第三輪的戲院也已放映過，然而內地和本埠的游藝場還是演了又演，即使去看的是我們不甚熟悉的一批觀眾，他們所欣賞的影片也有討論的價值。

　　我這篇文章并不能算影評，因為我看的不是電影里的中國人。

　　這兩張影片同樣地涉及婦德的問題。婦德的范圍很廣，但是普通人說起為妻之道，著眼處往往只在下列的一點：怎樣在一個多妻主義的丈夫之前，愉快地遵行一夫一妻主義。《梅娘曲》里的丈夫尋花問柳，上“臺基”去玩弄“人家人”。“臺基”的一般的嫖客似乎都愛做某一種噩夢，夢見他們自己的妻子或女兒在那里出現，姍姍地應召而至，和他們迎頭撞上了。這石破天驚的會晤當然是充滿了戲劇性。我們的小說家抓到了這點戲劇性，因此近三十年的社會小說中常常可以發現這一類的局面，可是在銀幕上還是第一次看到。梅娘被引誘到臺基上，碰巧遇見了丈夫。他打了她一個嘴巴。她沒有開口說一句話的余地，就被“休”掉了。

　　丈夫在外面有越軌的行動，他的妻是否有權利學他的榜樣?

　　摩登女子固然公開反對片面的貞操，即是舊式的中國太太們對于這問題也不是完全陌生。為了點小事吃了醋，她們就恐嚇丈夫說要采取這種報復手段。可是言者諄諄，聽者藐藐，總是拿它當笑話看待。

　　男子們說笑話的時候也許會承認，太太群的建議中未嘗沒有一種原始性的公平。很難使中國人板著臉作此項討論，因為他們認為世上沒有比奸婬更為滑稽可笑的事。但是如果我們能夠強迫他們采取較嚴肅的評盼態度的話，他們一定是不贊成的。從純粹邏輯化的倫理學觀點看來，兩個黑的并在一起并不是等于一個白的，二惡相加不能成為一善。中國人用不著邏輯的幫助也得到同樣的結論。他們覺得這辦法在實際上是行不通的。女太大若是認真那么做去，她自己太不上算。在理論上或許有這權利，可是有些權利還是備而不用的好。

　　雖如此說，這一類的問題是茶余酒后男賓女賓舌戰最佳的資料。在《梅娘曲》中，艷窟里的一個“人家人”便侃侃地用晚餐席上演說的作風為自己辯護著。然而我們的天真的女主角是做夢也沒有想到什么權利不權利的話。一個壞蛋把她騙到那不名譽的所在去，她以為他要創辦一個慈善性質的小學，請她任校長之職，而丈夫緊跟著就上場，發生了那致命的誤會。她根本沒有機會考慮她是否有犯罪的權利——還沒走近問題的深淵就滑倒了，爬不起來。

　　《桃李爭春》里的丈夫被灌得酩酊大醉，方才屈服在誘惑之下，似乎情有可原。但是這特殊情形只有觀眾肚里明白。他太太始終不知道，也不想打聽——仿佛一點好奇心也沒有。她只要他——落到她分內的任何一部分的他。除此之外她完全不感興趣。若是他不幸死了，她要他留下的一點骨血，即使那孩子是旁的女人為他生的。

　　《桃李爭春》是根據美國片《情謊記》改編的，可是它的題材卻貼戀著中國人的心。這里的賢妻含辛茹苦照顧丈夫的情人肚里的孩子，經過若干困難，阻止那懷孕的女人打胎。——這樣的女人在基本原則上具有東方精神，因為我們根深蒂固的傳統觀念是以宗祠為重。

　　在今日的中國，新舊思想交流，西方個人主義的影響頗占優勢，所以在現代社會中，這樣的婦女典型，如果存在的話，很需要一點解釋。即在禮教森嚴的古代，這一類的犧牲一己的行為，里面的錯綜心理也有可研究之處。《桃李爭春》可借淺薄了些，全然忽略了妻子與情婦的內心過程，仿佛一切都是理所當然的。

　　導演李萍情的作風永遠是那么明媚可喜。尤其使男性觀眾感到滿意的是妻子與外婦親狎地、和平地、互相擁抱著入睡的那一幕。

　　有這么一個動聽的故事，《桃李爭春》不難旁敲側擊地分析人生許多重大的問題，可是它把這機會輕輕放過了。《梅娘曲》也是一樣，很有向上的希望而渾然不覺，只顧駕輕車，就熟路，駛入我們百看不厭的被遺棄的女人的悲劇。梅娘匆匆忙忙，像名人赴宴一般，各處到了一到——她在大雨中顛頒，隔著玻璃窗吻她的孩子，在茅廬中奄奄一息，終于死在仟悔了的丈夫的壞中，在男人的回憶里唱起了湖上的情歌。合法的傳奇劇中一切百試百驗的催淚劑全在這里了，只是受了燈光的影響，演出上很受損失。

　　多半是因為這奇慘的燈光，劇中所表現的“歡場”的空氣是異常陰森嚴冷。馬驥飾臺基的女主人，那一聲刻板的短短的假笑，似嫌單調。嚴俊演反角，熟極而流。王熙春未能完全擺脫京戲的拘束，倉隱秋演勢利的小學校長，諷刺人骨，偷了許多的場面去——看得見的部分幾乎全被她壟斷了。

　　陳云裳在《桃李爭春》里演那英勇的妻，太孩子氣了些。白光為對白所限，似乎是一個稀有的樸油的蕩婦，只會執著酒杯：“你喝呀!你喝呀!”沒有第二句話，單靠一雙美麗的眼睛來彌補這缺憾，就連這位“眼科專家”也有點吃力的樣子。

　　張愛玲散文三：道路以目

　　有個外國姑娘，到中國來了兩年，故宮、長城、東方蒙特卡羅、東方威尼斯，都沒瞻仰過，對于中國新文藝新電影似乎也缺乏興趣，然而她特別賞識中國小孩，說：“真美呀，尤其是在冬天，棉襖、棉褲、棉袍、罩袍，一個個穿得矮而肥，蹣跚地走來走去。東方人的眼睛本就生得好，孩子的小黃臉上尤其顯出那一雙神奇的吊梢眼的神奇。真想帶一個回歐洲去!”

　　思想嚴肅的同胞們覺得她將我國未來的主人翁當作玩具看待，言語中顯然有辱華性質，很有向大使館提出抗議的必要。愛說俏皮話的，又可以打個哈哈，說她如果要帶個有中國血的小孩回去，卻也不難。

　　我們聽了她這話，雖有不同的反應，總不免回過頭來向中國孩子看這么一眼——從來也沒有覺得他們有什么了不得之處!家里人討人嫌，自己看慣了不覺得;家里人可愛，可器重，往往也要等外人告訴我們，方才知道。誠然，一味的恭維是要不得的，我們急待彌補的缺點太多了，很該專心一致吸收逆耳的忠言，借以自警，可是——成天汗流狹背惶愧地罵自己“該死”的人，活著又有什么意思呢?揀那可喜之處來看看也好。

　　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我們從家里上辦公室，上學校，上小菜場，每天走上一里路，走個一二十年，也有幾千里地;若是每一趟走過那條街，都仿佛是第一次認路似的，看著什么都覺得新鮮希罕，就不至于“視而不見”了，那也就跟“行萬里路”差不多，何必一定要飄洋過海呢?

　　街上值得一看的正多著。黃昏的時候，路旁歇著人力車，一個女人斜欠坐在車上，手里換著網袋，袋里有柿子。車夫蹲在地下，點那盞油燈。天黑了，女人腳旁的燈漸漸亮了起來。

　　烘山芋的爐子的式樣與那黯淡的土紅色極像烘山芋。

　　小飯鋪常常在門口煮南瓜，味道雖不見得好，那熱騰騰的瓜氣與“照眼明”的紅色卻予人一種“暖老溫貧”的感覺。

　　寒天清早，人行道上常有人蹲著生小火爐，煽出滾滾的白煙。我喜歡在那個煙里走過。煤炭汽車行門前也有同樣的香而暖的嗆人的煙霧。多數人不喜歡燃燒的氣味——燒焦的炭與火柴、牛奶、布質——但是直截地稱它為“煤臭”、“布毛臭”，總未免武斷一點。

　　坐在自行車后面的，十有八九是風姿楚楚的年輕女人，再不然就是兒童，可是前天我看見一個綠衣的郵差騎著車，載著一個小老太太，多半是他的母親吧?此情此景，感人至深。然而李逵馱著老母上路的時代畢竟是過去了。做母親的不慣受抬舉，多少有點窘。她兩腳懸空，兢兢業業坐著，滿臉的心虛，像紅木高椅坐著的告幫窮親戚，迎著風，張嘴微笑，笑得舌頭也發了涼。

　　有人在自行車輪上裝著一盞紅燈，騎行時但見紅圈滾動，流麗之極。

　　深夜的櫥窗上，鐵柵欄技校交影，底下又現出防空的紙條，黃白、白的、透明的，在玻璃上糊成方格子、斜格子，重重疊疊，幽深如古代的窗槅與簾攏。

　　店鋪久已關了門，熄了燈，木制模特兒身上的皮大衣給剝去了，她光著脊梁，旋身朝里，其實大可以不必如此守禮謹嚴，因為即使面朝外也不至于勾起夜行人的績思。制造得實在是因陋就簡，連皮大衣外面露出的臉與手腳都一無是處。在香港一家小西裝店里看見過勞萊哈臺的泥塑半身像，非但不像，而且惡俗不堪，尤其是那青白色的肥臉。上海西裝店的模特兒也不見佳，貴重的呢帽下永遠是那笑嘻嘻的似人非人的臉。那是對于人類的一種侮辱，比“沐猴而冠”更為嚴重的嘲諷。如果我會雕塑，我很愿意向這一方面發展。櫥窗布置是極有興趣的工作，因為這里有靜止的戲劇。(歐洲中古時代，每逢佳節，必由教會發起演戲敬神。最初的宗教性的戲劇甚為簡單，沒有對白，扮著《圣經》中人物的演員，穿上金彩輝煌的袍褂，擺出優美的姿勢來，一動也不動地站著。每隔幾分鐘換一個姿勢，組成另一種舞臺圖案，名為tableau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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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中國迎神賽會，臺閣上扮戲的，想必是有唱做的罷?然而純粹為tableau性質的或許也有。)

　　櫥窗的作用不外是刺激人們的購買欲。現代都市居民的通病據說是購買欲的過度膨脹。想買各種不必要的東西，便想非份的錢，不借為非作歹。然則櫥窗是不合理的社會制度的不合理的附屬品了。可是撇開一切理論不講，這一類的街頭藝術，再貴族化些，到底參觀者用不著花錢。不花錢而得賞心悅目，無論如何是一件德政。

　　四五年前在隆冬的晚上和表嬸看霞飛路上的櫥窗，霓虹燈下，木美人的傾斜的臉，傾斜的帽子，帽子上斜吊著的羽毛。既不穿洋裝，就不會買帽子，也不想買，然而還是用欣羨的眼光看著，縮著脖子，兩手插在袋里，用鼻尖與下頗指指點點，暖①的呼吸在冷玻璃上噴出談白的花。近來大約是市面蕭條了些，霞飛路的店面似乎大為減色。即使有往日的風光，也不見得有那種興致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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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tableau，活人畫(指由人體造型組成的四面)。　　倒是喜歡一家理發店的櫥窗里，張著綠布帷幕，帷腳下永遠有一只小貍花貓走動著，倒頭大睡的時候也有。

　　隔壁的西洋茶食店每晚機器軋軋，燈火輝煌，制造糕餅糖果。雞蛋與香草精的氣昧，氤氳至天明不散。在這“閉門家里坐，帳單天上來”的大都市里，乎白地讓我們享受了這馨香而不來收帳，似乎有些不近情理。我們的勞鄰的蛋糕，香勝于味，吃過便知。天下事大抵如此——做成的蛋糕遠不及制造中的蛋糕，蛋糕的精華全在烘熔時期的焦香。喜歡被教訓的人，又可以在這里找到教訓。

　　上街買菜，恰巧遇著封鎖，被羈在離家幾丈遠的地方，腿尺天涯，可望而不可即。太陽地里，一個女傭企圖沖過防線，一面掙扎著，一面叫道：“不早了呀!放我回去燒飯吧!”眾人全都哈哈笑了。坐在街沿上的販米的廣東婦人向她的兒子說道：“看醫生是可以的;燒飯是不可以的。”她的聲音平板而鄭重，似乎對于一切都甚滿意，是初極外國語教科書的口吻，然而不知道為什么，聽在耳朵里使人不安，仿佛話中有話。其實并沒有。

　　站在麻繩跟前，竹籬笆底下，距我一丈遠近，有個穿黑的男子，戴頂黑呢帽，矮矮個子，使我想起《歇浦潮》①小說插圖中的包皮打聽。麻繩那邊來了三個穿短打的人，挺著胸，皮鞋啪啪響——封鎖中能夠自由通過的人，誰都不好意思不挺著胸，走得啪啪響——兩個已經越過線去了，剩下的一個忽然走近前來，挽住黑衣人的胳膊，熟狎而自然，把他攙到那邊去了，一句話也沒有。三人中的另外兩個也湊了上來，兜住黑衣人的另一只胳膊，撒開大步，一霎時便走得無影無蹤。這是我第一次親眼看見提強盜。捕房方面也覺得這一幕太欠緊張，為了要繃繃場面，事后特地派了十幾名武裝警察到場彈壓，老遠地就拔出了手槍，目光四射，準備肅清余黨。我也準備著槍聲一起便向前撲翻，俯伏在地，免中流彈。然而他們只遠遠望了一望，望不見妖氛黑氣，用山東話表示失望之后，便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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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歇浦潮)，二十年代韌出版的邪狎小說，朱瘦菊(海上說夢人)著。

　　空氣松弛下來，大家議論紛紛。送貨的人扶著腳踏車，掉過頭來向販米的婦人笑道：“哪兒跑得掉!一出了事，便畫影圖形四處捉拿，哪兒跑得掉!”又向包皮車夫笑道：“只差一點點——兩個已經走過去了，這一個偏偏看見了他!”又道：“在這里立了半天了——誰也沒留心到他!”

　　包皮車夫坐在踏板上，笑嘻嘻抱著胳膊道：“這么許多人在這里，怎么誰也不捉，單單捉他一個!”

　　幸災樂禍的，無聊的路邊的人——可憐，也可愛。

　　路上的女人的絨線杉，因為兩手長日放在袋里，往下墜著的緣故，前襟拉長了，后面卻縮了上去，背影甚不雅觀。

　　“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路人”這名詞在美國是專門代表“一般人”的口頭撣。新聞記者鼓吹什么，攻擊什么的時候，動輒指出“路人”來：“連路人也知道……”“路人所知道的”往往是路人做夢也沒想到的。

　　在路上看人，人不免要回看，便不能從容地觀察他們。要使他們服服貼貼被看而不敢回看一眼，卻也容易。世上很少“從頭看到腳，風流往下落;從腳看到頭，風流往上流”的人物。普通人都有這點自知之明，因此經不起你幾次三番迅疾地從頭至腳一打量，他們或她們便渾身不得勁，垂下眼去。還有一個辦法。只消凝視他們的腳，就足以使他們驚惶失措。他們的襪子穿反了么?鞋子是否看得出來是假皮所制?腳有點外八字?里八字?小時候聽合肥老媽子敘述鄉下打狼的經驗，說狼這東西是“銅頭鐵背麻秸腿”，因此頭部與背脊全部富于抵抗力，唯有四條腿不中用。人類的心理上的弱點似乎也集中在下肢上。

　　附近有個軍營，朝朝暮暮努力地學吹喇叭，迄今很少進步。照說那是一種苦惱的，磨人的聲音，可是我倒不嫌它討厭。偉大的音樂是遺世獨立的，一切完美的事物皆屬于超人的境界，惟有在完美的技藝里，那終日紛呶的，疲乏的“人的成分”能夠獲得片刻的休息。在不純熟的手藝里，有掙扎，有焦愁，有慌亂，有冒險，所以“人的成分”特別的濃厚。我喜歡它，便是因為“此中有人，呼之欲出”。

　　初學拉胡琴的音調，也是如此。聽好手拉胡琴，我也喜歡聽他調弦子的時候，試探的，斷續的咿啞。初學拉凡啞林①，卻是例外。那尖利的，鋸齒形的聲浪，實在太像殺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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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凡啞林，小提琴。英語Violin一詞的音譯。

　　有一天晚上在落荒的馬路上走，聽見炒白果的歌：“香又香來糯又糯!”是個十幾歲的孩子，唱來還有點生疏，未能朗朗上口。我忘不了那條黑沉沉的長街，那孩子守著鍋，蹲踞在地上，滿懷的火光。
看過“張愛玲散文”